《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述及“文革”前十年的毛泽东时写到：“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革”这一部分又写到：“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要进行专断，就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搞个人崇拜。当别人的政治主张与他相冲突时，他总是要求别人屈从于自己，总是要求别人作检讨。譬如，建国初刘少奇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则认为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是刘不得不做出检讨。1956 年，周恩来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势头，提出了“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使得1957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但这与毛的反右倾保守主义发生了冲突，后来不得不为此一再做出检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为人民仗义执言的彭德怀向毛写信，对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却被认为是对他权威的一种挑战，从而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打入“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毛泽东可要他身边所有的人作检讨，而他自己却可以例外。
毛泽东自己不作检讨，是不是意味着他始终觉得自己都是正确的呢？如果说从建国初直到1958 年提出“三面红旗”为止，他对自己的路线和主张还都坚信不疑的话，那从1959年开始，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日益暴露，终于酿成了“三年大困难”的大祸，再说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面对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严峻局面，他也不得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所交代，作了个自我批评。1965年，在派彭德怀前往西南参加三线建设之前的一次谈话中，毛也对彭说过：“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但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等于就会真心地做出检讨，更不等于就会主动承担起责任或进行改弦易辙。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就在他“检讨”过后，善于揣摩他心思的林彪发表讲话，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听后立即赞扬，说林彪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由此可见，他的这个“检讨”又有几分的诚意在！王力也说过：“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处罚以后，并不检讨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 ”毛泽东为何如此不愿检讨呢？他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他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他发动了大跃进，使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闯下了大祸，如果公开承认错误就得下台谢罪。这样，他不愿做认真的检讨、不肯下“罪己诏”的个中原因就分外清楚了。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罪己诏大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帝王通过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以消除民怨，笼络民心，渡过危机。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就已经十分难得了，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属不易了。同时，也因为“君权神授”，帝王下了罪己诏后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也不会因此下台。只要他能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就能重新取得政权的稳固。而在没有了君王的专制政治时代，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了“君权神授”的天然合法性，他的权威要靠搞个人崇拜、靠“造神”取得。他一旦公开认错，头上神圣的光环无疑就失去了。而且在这样的时代，权力的转移往往是通过非正常程序的，权力斗争是十分复杂、残酷的，统治者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很有可能会因此下台，甚至成为阶下囚、刀下鬼。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政治家也有着私人利益，政治家也会犯下错误，但这些都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权力，政治家的私人利益就会无限膨胀，政治家就会一意孤行下去，从而给社会和人民带来许许多多的悲剧，而对于政治家本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悲剧。而在民主政治下，由于建立起了权力制衡机制，政治人物很难肆意妄为，就是他们犯了错误也很容易得到纠正。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一旦犯下错误就要受到问责，其程度要视错误的性质而定。但即使他们被迫下台了，只要没有触犯到刑法，也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公民，或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或者去干别的行当。
只有用民主政治取代专制政治了，政治人物的“罪己诏”才会成为一种制度，使人民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用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某个人物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