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个海归的朋友谈到了中国的民主进程问题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强大到足以掌控整个社会的时期，继续在当前政治体系下进行探索改良之路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有时候在想，现在其实不是谁来执政的问题，而是专政的“专”字问题。无论谁来做事，只要没有监督和制约，都会滋生腐败。比如说，一个县城，所有的官都在贪污受贿，一个县长不贪，那是没有用的。再说，大家还会把他弄下来，因为别人认为他不合群，想搞倒正在贪的人...
建立基层民主制度，是在不能从高层开始改革的现状下所产生的曲线改良方案。首先要谈到的是经济与民主改革的内在关系，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外，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下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对于那些激进的改革派，我总会对他们说，你去看看那些二三级城市和县城里的路上行人们，他们在为生活奔波的时候，你去和他们谈民主，谈自由，他们会觉得那是天书。而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是正常的过日子。
正如王尔德所说，生活是奢侈的，大多数人只是在生存。这正是对在当前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社会中疲于工作的人群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这样说，从房价开始上涨的那一天起，有一句话就可以成为在中国进行经济活动的必然准则：当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时候，炒房是最低风险的投资。而没钱买房的人，永远在讨生活。德国的房价平均每年上涨 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是2%，当然，这是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平均数据，正常生活的人是很难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从这点来看，以可比物价计算，德国的房价实际上是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跌。房子回归了它的居住本性，也就没有人想通过囤积这个生活的必需品来积累自己的财富，从而伤害了那些没有基本生活的人。
在这样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橄榄型社会里，很难产生激烈的矛盾，大家的生活水平相当，没有人会看不起周围的人，大家能够和平相处也就是必然。而在中国当前的金字塔型社会中，矛盾处处存在，如果不能平稳的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那么经济改革的道路必然受阻。当人们的购买力下降到只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时候，内需的扩大也就无从谈起。
面对质量无法保证的商品甚至是住房，大家会去声讨那些低素质的农民工。而他们正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整个制度的受害者，当别人问我遇到那些言行可恶的农民和低收入者时，是否还能平心静气的与之相处，或是去讨厌他们时，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受到这些人影响的时候，不应该是讨厌，而是恨，恨那些让他们变成这样的人，正是官僚资本和无限制的贪污腐败在剥削了他们劳动的同时剥夺了他们正常生活的权利和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素质。中国人的仇富自古以来仇的都是不是单纯的富裕，而是官僚资本，官商勾结。这样的富难道不是社会所应该鄙弃的么？
国民素质的提高，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这一切又需要舆论监督的保证。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资源很难以合理利用，而且，税收的分配和使用很难让纳税人收益，因为用自己的钱总是会精打细算，而独断专行的使用税收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滋生严重的贪腐现象。
当前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污浊的空气，不干净的水，不安全的食物，成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大阻碍，而这一切严重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那么能吸引大家的关注了。周围的人开始变得麻木，他们会觉得食品中的有毒添加剂变得平常，让人压抑的空气也成为大家能接收的对象。越来越少人会在闲聊时谈起这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它，也没有人愿意去说，因为没有人听你的话。
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现在的提法又是，工人和农民都是弱势群体，在这个社会里，领导都能弱势，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
民主就是监督与制约，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定义已无法证明的时候，这是最好的解释。
经济上反左与政治上的反右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而正是他们联手形成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巨大桎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在这个政策之上，稍有差池，必然会再造一个历史的罪人。借用刘少奇曾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是人民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