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利任荣是党项族中的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化典籍非常精通。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参与者和谋划者，曾受元昊委托亲自主持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字—— 西夏文。是元昊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元昊封他为谟宁令（天大王）。
舌战群臣提倡务实
在元昊继位之初，就准备废除父辈传下来的沿袭宋朝的繁琐的典章礼仪制度，而尽量突出党项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但却遭到了一些大臣，尤其是前朝元老的激烈反对。在西夏国内施行何种建国方略上，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方法的斗争。当时的大臣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两派截然不同的阵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种意见主张完全照搬唐宋的那一套，认为他们的礼仪制度详实完备。西夏落后，理应全盘宋化；另一种意见主张根据党项的实际情况稳步进行改革，反对照搬。面对群臣截然不同的意见，何去何从，元昊神色凝重，一言不发。就在这宫廷熙熙攘攘的辩论声中，野利任荣站了出来。只听他对元昊和众大臣慷慨激昂地讲到：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兴旺，必须有一整套持之以恒的建国方略。刚才诸位大臣认为要想使夏国富强，主张照搬中原宋朝的那套制度，这种说法太没道理了。昔商鞅变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变革，秦国才成为一代霸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重视兵备，因而国家才强大起来。我们夏国的实际情况是党项族人与汉族人混居，民性强悍，喜欢打猎，经常与兵马打交道，没有礼乐诗书之气。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顺着民族的习性，根据我们党项族人的风俗习惯进行奖罚。我们党项族人的风俗习惯是人民喜欢征战，崇尚强悍，视战死沙场为荣，老死家中为耻。只有这样，才可以与宋朝抗衡，征服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难道只有宋朝的区区礼仪就能打败敌人吗！此时此刻，宫廷内一片寂静，众大臣哑口无言，都被野利任荣纵横捭阖的话语深深折服了。元昊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微笑。野利任荣这种强调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进而进行改革的务实意见，深得元昊的心意和赞同，这场事关西夏何去何从，兴亡盛衰的立国方略的大辩论就这样以野利任荣的胜利而结束。此后，元昊更加倚重野利任荣，视其为知己与心腹，无话不谈，放心地把建国的方略大计、典章制度，交给野利任荣指定与谋划。
元昊在改革礼乐时曾对野利任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这实在是采纳了野利任荣提倡务实的高见。其实，野利任荣提出的务实精神，在元昊的倡导下，不仅在礼乐方面，在西夏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重实际、轻形式，善于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选择。
独居高楼，创制西夏文字，党项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党项族的社会发展，先进的文化形态在生产发展的孕育以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创击中有了最新的胚胎。而文字的创制，正是这种胎动的客观显著表现。主观上是党项族一直使用汉族文字，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忧国忧民的野利任荣认为创制一种作为党项族表征的党项文字势在必行。在元昊的大力支持下，野利任荣独居一高楼上，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专心研修，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终于在短短几年后，既大庆元年（1036年）演绎出了西夏文字十二卷。西夏文字是野利任荣仿照汉字的造字特点，多采用会意合成法，例如：取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泥字，地和动的各一部分合成震字等。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创制出来，既是党项民族富有智慧的表现，同时也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野利任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遵为“国字”。颁布之时，群臣上表敬献颂词，举国庆贺，并改元（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为了推广这种文字，野利任荣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过很多地方传授、解惑。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艺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
由于野利任荣的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字便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为使用的工具。经过应用，西夏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野利任荣创制西夏文字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西夏的主体居民党项族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文字，他们在热情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期，迅速创制新文字用以巩固民族语言，并从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入手，来提高学习文字的效率，以利进一步普及和发展社会的知识文化。
主持蕃字院翻译汉文典籍
野利任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国家的政权中设立了“蕃字院”。元昊对蕃字院特别重视，特委任野得任荣来主持。元昊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用西夏文字书写，由蕃字院担任撰写。除此之外，野利任荣主持蕃字院，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还学习汉族文化，掌握治理封建国家的一套本领。在蕃字院中，由野利任荣主持翻译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野利任荣还在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时，出题考问，根据他们的成绩，授以大小官职。野利任荣的这种培养、选拔官吏，以科举取士的办法，对提高党项地主阶级的文化水平，意旨贵族豪强势力的扩大，巩固夏国封建政权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七月，为西夏民生国计操劳一生的野利任荣去世。李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去祭奠，并且抚灵痛哭悲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并给于厚葬，赠封为富平侯。天盛十四年（1162年）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任荣为广惠王。
纵观野利任荣一生，他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大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有作为的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野利任荣能把二者结合为一身，这在西夏国党项族人中是不多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