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马齐喑、政治沉闷的中国，七月二日，从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传来一阵放歌声，宋祖英、阎维文、殷秀梅等大腕歌星齐聚一堂，大唱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梅赞》之类的红色经典歌曲，甚至还有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杜鹃山》等京剧唱段。这把重庆的唱红歌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让人颇有时光倒流、重回过去之感。
据报道，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等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进行调研，对这个村镇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大加赞扬，并要广泛推广。这个管理方式就是村村高筑大墙，把外来租户的名单明示上墙，封闭村庄的所有路口，只留少数出入口，由戴钢盔的社工站岗，进出要通行证。如网上激烈抨击的，这种老套的治标不治本的分割管理的方式，只会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隔阂，与北京这样开放性的大都市太格格不入了，亏得这两个中共高官想得出来。
从谷歌最后丧失在大陆的阵地到绿坝在中小学校悄然推行，从福建三网友最终被判刑到网路异议人士刘贤斌等人被拘捕，从国防部长梁光烈突然高调要“打一场核战争”到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对美韩黄海军演的强硬态度，从乌鲁木齐市装了四万个监视探头到北京市近期实现全市监视系统全天候无遗漏衔接，从北京“蓝光”防恐特警支队频频演习到全国范围内要进行七个月的“严打”，从全面打压维权律师到司法界强调“党的利益至上”，从财政收入全球第二到老百姓收入只有只有一百五十九位的“国富民穷”。这一切迹象都在说明，中国正在构筑一堵高墙，一座红色的、封闭的、要把十多亿老百姓都牢牢监管掌控起来的高墙。
一切都在向后转，一切都在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管理模式。无论从意识形态、文化生活还是到管理手段，都在全方位倒退。虽然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政治体制改革依旧停滞不前，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歧途，改革成果为权贵豪强所攫取，亿万公民非但不能分享改革创造的好处，却要承担改革缺陷所带来的苦难，甚至被禁锢在官方的围城之中。在表面盛世繁荣的掩盖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正如一个网友哀叹的，建国六十余年了，怎么竟然越来越让人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又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似乎与我们越来越远了。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体制自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与官民冲突，中共高层不是面对世界时代潮流、顺应普世价值地来化解矛盾和纾缓民怨，来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计，而是日益倒行逆施，继续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用高筑大墙、监视民众、扼杀言路的这些极权专制的老一套办法来维护的自己的统治，这与文革期间的闭关锁国、压制民众的手段又有什么区别？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后的归宿竟是村村封城、重筑高墙。但是，高墙围上了，能阻挡住人心吗？能阻挡住历史的潮流吗？想那二十年前的柏林墙，不可谓不高不大不坚固，但在“六四”枪响后的不长时间，就轰然一声坍塌了。中共眼下要兴建的这堵高墙，到头来只能再被人民推倒，历史又一次重演而已！
附编辑者言
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变的紧要关头，丧失合法性的中南海权贵，采取的策略是在未来七个月展开“严打”运动，以维系早就没有人相信的“和谐”“稳定”，与这种僵化保守复辟倒退的取向相反，民间力量鲜活勇猛，借助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奇招迭出，努力不懈地寻找社会良性转型的突破口。本期封二彩页的图片报道、【特辑：透视“严打”】和“媒体脉动”、“网络攻防”等栏目，揭示了“严打”不仅是维稳破产，而且是传统的一党专制的运动政治向依法治国的现代宪政转型的彻底失败！
中共由于国内铁板一块的高压政策难以为继，和美国因应朝鲜半岛局势战略性重返东亚的大背景下，近期通过与台湾签署ECFA；在香港争取到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通过，似乎重新施展出统战的柔软身段，客观上有助于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台湾当局以前曾经针对北京的“一国两制”提出了“一国良制”，其实这也是台湾和香港检验中共诚意的一块试金石——端视北京给台湾、香港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优惠”，能否同样给西藏、新疆和惠及内地各省市。
当年中国与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比之给香港一国两制和与台湾签ECFA的优惠更有过之，如今《十七条协议》早已灰飞烟灭，达赖喇嘛有家不能回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见“书坊探幽”等栏目）。文革结束后中共通过办特区推动开放改革，燃起了外界对中国转型抱有希望的火焰，如今特区已经名存实亡（见本期“专题：特区死了”），港澳大陆化日甚一日，……从内地到特区再到港台，中国的政治生物链、中共的行为方式已清晰可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肆意践踏文明底限的中共，已经重新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7月 原题：盛世中国构筑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