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发现，“入园难”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社会不公。它是由财政投入不公所造成的。
目前，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过多地重视公办园中的示范园，而在示范园中入托的多是些官员子弟。
财政投入也不扶持民办园，更未将那些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弟的学前教育，纳入规划。
幼教专家张燕表示，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必须使公办园具有补偿低收入群体的功能。只有保证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入园难”才会得以解决。
北京年轻父母的共同心愿，就是想让孩子能进入公办园中的示范园。人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进入一所好的幼儿园，就好像踏上了一条比别人更靠近终点的起跑线。
卢哲锋也不例外
他在新能源领域工作，儿子已3岁。
直到卢哲锋为儿子报名上幼儿园时，才明白媒体上那些专业名词：公办园“稀缺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对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累、焦躁和烦恼。”卢哲锋说。
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认为，这些社会不公，和财政投入的不公平有关。目前的现状是，只重视示范园，不扶持民办园，忽略城乡接合部的黑幼儿园。
示范园里的“条子生”
知情者透露，北京首批示范园之一的“北京一幼”，每年100余个名额几乎都被官员子女占用
在孩子入园问题上，卢哲锋承认自己有些松散。他家住方庄，周围邻居都提前两年为孩子报名，而他一直没上心。
孩子一岁多时，卢哲锋跟风去方庄一幼、二幼报名，才发现这些公办园早就报满。卢哲锋开始发愁。
艾米和卢哲锋不同，她更积极。她孩子于2008年出生，2009年，艾米就已在两家公办园为孩子登记。她说，当时只要在传达室师傅那儿就能登记。
后来，一家园说不再对外招生;另一家园称，不再接收3岁内的孩子。
艾米又去总政幼儿园。她说，按早年形势，内部收完后，还能有空余名额，所以没“关系”而早报名的孩子，便会有点希望。但是今年的情况是，“必须要有关系才能上”。
受困扰的不仅是家长，范佩芬也被“入园难”烦恼着。她是崇文区第三幼儿园的园长。
“现在孩子入园，首选的就是公办园。”她说，她曾设立过一个家长咨询日，一下就排了400多名家长。
为了进公办园，家长们什么都愿迁就。他们会对范佩芬说，“没地儿，我有一个角落都行。没椅子，我拿小板凳来，甚至可以不睡觉，不吃饭，只要你让我孩子受教育。”
刘金玉也是每到招生时，就感到压力重重。她是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副园长。
北京一幼坐落于京城黄金地带———东四北大街的汪芝麻胡同内，5584平方米的场地，犹如一座王府。
该园由周恩来批示，创建于1949年，曾专门接收外国商社、使馆的子女。2001年，成为北京首批示范园之一。
如今，园内有孩子400多名。据知情者称，进入“一幼”的许多都是“条子生”，多是政府官员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条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儿园。4个班，100多个名额，就被占得差不多。
示范园要钱就能批?
有公办园园长称，公办园级别越高越能获财政支持，因质优价廉，很多园会收取赞助费
在卢哲锋看来，当初他首选公办园的理由，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公办园有优质资源，且收费偏低。
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说，其实公办幼儿园的级别，和其所能获得的财政支持力度息息相关。
示范园是一级一类幼儿园中的龙头园。一般“不用想有没有钱的问题”。
北京对公办园的财政投入在各类教育总投入中，呈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
2008年，北京十几亿元教育附加费中，学前教育仅有0.39亿元，占3.1%。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建丽曾对媒体表示，公办园中，政府每年给每位入园的学龄前儿童下拨的经费仅为200元
而这些有限的财政投入，更多投向“示范园”、“优质园”。据了解，目前北京能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幼儿园仅145所。
北京一幼的副园长刘金玉不怎么为资金发愁。她说，园里曾修缮一栋楼，好几百万元，大部分是国家投入。
东城区政府在北京一幼也投入大量财力。2000年，园里修人工草坪，投入了一二十万，园里自己也出了一部分。
在北京一幼，除了教室，还设置有科学宫、电脑室、体能训练室等设施。园内的每样物品包括桌椅、电脑，都贴着国有资产的标志和条码。报废处理，要经过报批，由国家的相关部门统一回收。
园长冯惠燕还可以依据需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资金，大约一半的项目会通过审批。但国家的教育投入必须专款专用，不能用于人员支出。
该园是全北京第一家安装红外线探头的幼儿园。
当年北新桥幼儿园安全事故刚发生后，因为事发地离北京一幼很近，人心惶惶。刘金玉说，后来有市教委领导来视察，说安全一定要加强，立刻给拨了40万，装上探头。
北京一幼的费用也很低廉，每个月的日托费是490元，还有100元的寄宿费。
有公办园园长说，国家对公办园收费标准有明确限定，目前一直停留在1997年所制定的价格。其中托儿费每个月150元，托补费为80元。
“现在，民办园每月费用两三千，公办园教育水平那么高，师资那么好，只收取几百元的学费，真是觉得不公平。”这名园长说，所以很多公办园都收取捐资助学费。
采访中，她一直强调，这叫作捐资助学费，而不是赞助费。
北京一幼每年每人收取12000元的捐资助学费。刘金玉说，有一半是花在了园里的项目建设上。
“投入不足”催生天价园
专家表示，公办园数量不够便无法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过多天价园无益于解决“入园难”
后来，卢哲锋通过朋友，联系到劲松一幼的一个名额。那是所一级一类的幼儿园。卢哲锋曾为此心动，但考虑离家太远，便放弃了。
最后卢哲锋在自己小区里找到育强幼儿园。
这是一所以体育才艺为特色的民办园。
园里的游泳馆，有独立供暖系统;教室的层高，都被提高到3.9米以上，每个班的面积都达到150m2;还有独立活动室、卧室及盥洗室;园内还建有标准网球场、轮滑场、小足球场以及大型户外游戏设施。
这里所有的设计，都由该园董事长李大军完成。
“我们民办园和公办园根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李大军说，他们非但没有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每年还要向教委交付46万元的“公有资产占有费”，因为他们必须要向教委租用小区的教育用地和设施。
李大军建园投入了720万元。他认为，民办园为国家节约很大一笔教育投资。
他不赞成随便说民办幼儿园收费高。
育强幼儿园目前收费是，3岁半以下的孩子每个月1480元，三岁半以上的孩子每个月1880元。每人入园还需交赞助费每年3000元。
李大军也注意到媒体报道说“民办园呈两极分化”。他说，育强只是一个中端收入的幼儿园。一般民办园收费超过1800元就能赚钱。而现在很多民办园每月收费为3800元，“那确实是暴利。”
由于民办园带有很多市场特性，关于它的定价，政府不能干涉，只能对其实行备案。于是有些民办园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园，向高端化、贵族化发展。
北京朝阳区培基双语幼儿园是一家高端民办园，该园一份不住宿的收费明细表显示：日托费5500元/月;餐费为400元/月;班车费600元/月……平均每月费用达到7000元左右，而这些收费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特长课的费用。
而其网站图片显示，“培基”场地设施之豪华，不亚于一些高级商务会馆。
北师大学前教育教授张燕认为，大量“天价幼儿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公办园方面投入不足。“据我所知，天价园都很赚钱，赚钱后更容易打造品牌，价格也就越来越贵。”
而专家们普遍有这一共识，过多的天价园根本无益于解决“入园难”问题。
“黑园”任由自生自灭
专家张燕表示，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并未被政府部门纳入规划，他们现在都由“黑园”接纳
张燕在研究了中国和西方的学前教育之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家庭条件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张燕说，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享受有限的财政资源；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要上廉价园，更甚者只能上黑幼儿园。
张晓东的“育苗艺术幼儿园”就是一所黑园，位于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的民房内，有350平方米大，70名左右的孩子，多是农民工子弟。
2007年，从事推销生意的河北人张晓东经亲戚介绍，从前园长手里，花了5万多元，将这家幼儿园盘了下来。其中，包括3万5千元的两个月的房租，一架颜色鲜艳的滑梯，和一些桌椅板凳。
这些外来农民工后代每月300元的学费，就是张晓东所有收入的来源。3年来，张晓东从政府得到的东西，只有消毒水、口罩此类防治手足口病和甲流的物品，都来自防疫部门。
外地幼儿园频发安全事故后，张晓东被要求购置安全器具，他买了两根木棍，却因为没有资质，辣椒水和钢叉没买到。
在东坝乡，有18所未经注册的“黑园”，只有一所正规幼儿园。而西北门村的6所幼儿园，都是“黑”的。
西北门村村主任何万清认为，张晓东这样的黑幼儿园园长，更像是在做生意。但如果把这些黑幼儿园都关了，众多的农民工子弟将无处入园，对社会安稳会有影响。
而东坝乡另一黑园园长石梅认为，政府应扶持这些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幼儿园。“我们园里的孩子，跟名牌园的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未来。你不能只管他们，不管我们。”
石梅说，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进行教育评比，把那些教育质量不行的园给关了，给教育质量好的园转正，“但现在是，一股脑地都任我们自生自灭。那不公平。”
张燕也曾与北京市教育部门就这一问题做过交流。
“但在政府规划中，目前没有外来儿童的位置。”张燕说。
“公办园须对弱势者补偿”
有专家认为，只有启动公办园的排富原则，令其回归公益性，才能真正解决“入园难”
张燕认为，目前媒体报道的“入园难”其实是“选园难”———要选择一个能符合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幼儿园很难。
在选择幼儿园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有专家认为，投入方面的不合理，是导致不公正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位专家说，现在的财政投入等于是被权贵享有，如何使得财政投入能够对弱势群体产生补偿，那是需要我们动用智慧的，“也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对于如何保持学前教育的公正性、公益性，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常会使用两种手段。
首先，保持半数以上的公办园，以调控、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
其次，公办园遵循“排富原则”，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如美国，优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色就学需要的幼儿上公办园。
张燕表示，许多国家的公办园都具有补偿低收入群体的功能，但在我国，公办园不具有这样的性质。
张燕还认为，应该改变对学前教育的刻板思维，开展非正规的学前教育实践。这个模式主要面对中低收入人群，以社区为中心，发动多个家长，参与到对本社区孩子群体的教育中来。“政府可以扶持一些这样的试点。”
卢哲锋的孩子已进入育强幼儿园，卢说，他并不看重育强教小孩学体育技能，只是觉得能游泳小孩会觉得挺好玩。而且可以让孩子养成锻炼的习惯。
艾米在公办园进不去之后，又去考察了两三家民办园。她要么对教学理念不满意，要么对价格不满意，至今还未确定将孩子送去哪家。
艾米说，实在不行，让孩子再等一年入园。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则上廉价园，或黑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