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若姑姑：
我没料到，在现今共产主义已经行将就木，面临灭亡的年代，安若姑姑对共产主义，对中共的认识反到不如您一九九零年到夏威夷探亲时了。
我电话中说要彻底否定共产主义时，姑姑非常生气。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近百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摧毁私有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扭曲人性的问题，更不仅仅简单是破坏经济发展的问题。近百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更是残酷的群体屠杀的问题。近百年来，在世界上的各个共产国家共杀掉了近两亿人。光一个当时仅有近八百万人口的小小的柬埔寨，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杀掉了柬埔寨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近二百万人口，而柬共杀人的后面是中共支持的。
苏联斯大林时期杀人如麻更是举世闻名。根据有关资料，在准备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时的一个特殊委员会要求内政部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
而中共杀人的残酷和随意则远远超过苏联斯大林和柬共杀人的残酷和随意。中共杀人规模之大，杀人数量之多，杀人时间之长久，而且直到现在还仍未停止杀人，使它在世界共产国家的杀人运动中独占鳌头。
中共自成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早期中共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城市杀知识分子，在农村杀拥有土地的农民。中共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焦土运动” 。 我在芝加哥的一个朋友的外公曾给他讲了当时的情景，他的外公当时是长沙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他们学校的老师被中共煽动的农民捆绑起来连成串儿拉出去杀。他的外公说，当时的长沙天天都有连成串儿的知识分子被拉出去杀掉。他的外公外婆装扮成农民，躲藏起来才逃过杀身之祸。
后来中共杀自己内部的人更是残酷，AB 团，延安整风无一不是滥杀无辜。
可悲的是，中共在得到政权后还是没有停止杀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每次运动都要整死杀掉无数的无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仅有七个月之久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整死杀掉了十几万人，更别说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整死杀掉的人数。
文化大革命后的“六四”屠杀更是一次大的清洗和屠杀，而且是在世界镜头前毫无顾忌的屠杀，邓小平“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话反应出中共对待人民的真实的敌对态度。现在的对法轮功七年的镇压和群体屠杀就更是登峰造极。中共的每次运动都一次次证明中共蔑视生命，杀人如麻的本性，但每次它都会最后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和洗礼，又一次得到新生，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人们就这样长期地被可怕地愚弄着，可怜的愚民们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个伟光正杀人魔王抱着幻想，就象安若姑姑电话里跟我说的，“它会变好的”。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幻想啊！中共一次次的屠杀还不能使仍在中共屠刀下的愚民认清中共本质，是这些愚民加强了这个杀人政权的稳定。
中共背了这么多的血债，它比我们愚昧的百姓更清楚其罪恶的沉重不赦，它非常清楚它只能用极端手段来维持这个罪恶沉重的政权。
不知你们读没读过张桂棣的“中国农民问题报告”， 一个小小的村长就敢随便私设公堂酷杀农民，只有极端腐败专制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而这种事情在中国却是非常普遍也是非常常见。张桂棣书中所纪录的各种惨案仅仅是中国众多惨案中的九牛一毛，但这已经足够令人惊心动魄了。
当前在国内无人敢问津的中共对法轮功的屠杀更是惊心动魄，令人发指。七年来中共镇压屠杀法轮功的残酷程度没有引起国内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中共七年来对法轮功的铺天盖地的妖魔化的单向宣传和它现在的屠杀镇压越来越隐蔽造成的。
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些最基本的人权道理。比如对法轮功的基本人权的道理是，法轮功群体有信仰的自由，也有“迷信”的自由。政府一方只能在信仰团体或个人有刑事犯罪行为时对其刑事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起诉，而绝不能因为其信仰对其定罪，更不能因为政府不喜欢其信仰，就不通过法律程序对其肆意抓捕屠杀。美国FBI 包围美国的大卫教住地是因为他们的刑事犯罪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政府不能也无权宣布一个信仰团体是非法的。政府如果由于不喜欢某个信仰团体的信仰而宣布这个信仰团体为非法，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在滥用公权力，这个政府就因此侵犯了人权和法律。
一个政府管老百姓信什么不信什么就已经够荒唐至极的了，还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大开杀戒，这就是邪恶至极！中共对法轮功七年之久的群体屠杀比中共历史上的历次屠杀都要更残酷、更血腥、时间更长久，其残酷程度已大大地超过了当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
镇压法轮功七年后的今天，由于海外法轮功群体的抗争和揭露，一些屠杀事实开始引起国际自由社会的关注。虽然当前对法轮功屠杀的揭露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它足以令人震惊不已。 对法轮功屠杀的大曝光，可能会发生在中共倒台前，也可能会发生在中共倒台后，不管何时，一旦被揭露，它会造成巨大的震撼，它会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最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群体屠杀。
如果要彻底阻止重演共产主义运动的杀人历史，就必须彻底否定这个邪恶的共产主义杀人运动，彻底否认共产党这个杀人政党。彻底否定它的目的是要使它灭亡后永远不能复活。还要告诉我们的后代，这个邪恶的最大的执行者是苏共独裁政权和中共独裁政权。这虽然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耻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耻辱，但我们中国人民必须得面对它， 就象苏联人民，东欧人民，和柬埔寨人民面对它一样。包容、回避、或对其抱有幻想都是糊涂的，不对的。
安若姑姑说，彻底否定共产主义之说不符合美国的民主自由的理念，因为美国允许宣传共产主义，你在夏威夷就看到有书店专卖这类书籍。这只能说明安若姑姑的糊涂和对美国自由社会的不了解。
道理很简单，共产主义在美国属思想言论范畴，可以自由宣传共产主义并不说明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在美国，只要你不宣传暴力和恐怖主义，你可以宣传任何稀奇古怪的错误思想和理念。宣传行为仅属于意识形态，属于思想范畴的东西，不管宣传的东西是正确的也好，还是错误的也好，都不犯法。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电子真谛就是，你有说话的自由，你也有说错话的自由。你有正确思想的自由，你也有错误思想的自由。你不但有宣传民主自由等正确价值观的自由，你也有宣传共产主义这个邪恶价值观的自由。因为它们都属于思想和意识形态，而不属于暴力和恐怖行为。只有共产专制国家才以思想和言论给人定罪。
那么，在美国，为什么没有任何电台，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主义这个即错误又过时的意识形态呢？因为美国的媒体都是私人企业，它首先要考虑的是收视率带来的盈利，共产主义在自由国家根本就没有市场，你宣传共产主义怎么能赚钱？ 所以，在美国，如何争取听众和观众从而提高盈利，才是所有媒体报导的第一目标。
中国的媒体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媒体完全在中共的掌控下，由于中共占用了全部国家的资源，它不需考虑媒体盈利的问题。因此，它可以随便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来作它的单向洗脑宣传，它可以在三个月中每天连续不断地在所有频道狂轰滥炸似地播放妖魔化法轮功的各种新闻，直到洗脑达到成功，直到全国老百姓都被灌输到最后得出“法轮功不得人心”的结论为止。五十年来，中共的这种洗脑宣传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宣传共产主义在美国被普遍视为愚蠢的行为，即赚不到钱，又会被FBI 监控。哪个傻瓜会花自己的血汗钱做这种无人问津的亏本买卖？ 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安若姑姑却看到了这种不赚钱的书店？这又是安若姑姑不知道的美国一景儿。
这是中共政府海外宣传的一个内容。中共利用西方自由世界言论自由的自由空间，不惜一切地在海外搞共产宣传。为了占据海外宣传这一它认定的重要据点，它在海外大把抛撒人民血汗钱，收买报纸、网站为它搞宣传，花销天文数目，在所不惜。
它的海外宣传攻势主要有几个方面，办电台，办报纸，办书店， 办网站。我先生的原工作单位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就养了几个这样的外国人在海外办书店， 在德国也有，在美国也有。去年，我先生在外文局的几个同事到芝加哥我家聚会时还谈到这点，一个同事严风兰特别提到一个人名，说，“他这一辈子太合算了，从五十年代一直就是我们养着他，办书店，搞书展，一直做到老，书全是我们白送，他赚了钱归自己，我们还老给他提供活动经费，有我们这么雄厚的财力支持，他做了一辈子无本买卖，只赚不赔。”
尤其八九年六四屠杀后，中共受到世界的谴责和冷淡，它就更加倍地在海外宣传上下功夫。经过这十几年的经营，中共在海外的宣传做得非常成功。
自八九年六四屠杀后这十七年，中共在海外宣传方面，在占领宣传领域方面可以说已经做到无孔不入，滴水不漏。由于它不惜大把撒钱，除了法轮功办的电台，报纸和网站外，以及伍凡办的“中国事务”和袁红冰办的“自由圣火”等几个极少数的独立媒体外，可以说，没有一个海外网站或媒体能够逃出中共的收买和控制。我先生的一个中国同事，被解雇后，自己办了个非常小的娱乐性的半月刊，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半月刊也被中共盯住后收买控制了。这类的故事我听得太多了，在我生活的芝加哥，中共豢养的人办的电台直接转播的都是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节目，在美国的其他城市也一样发生着同样的故事。
这里我不得不再回到民间新闻媒体的私权利和政府的公权力的基本道理上。这个基本道理是，办报，办电视台，办网站本来是人民的私权，是人民的权利，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公权力，政府官员只是行使公权力的人民的仆人。如果政府利用它掌有的巨大的资源办报，办电台，办网站与私人竞争，或者根本剥夺私人办报的权利，这个政府就是在滥用公权力，这个政府就是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因为它掌有的巨大资源是人民的，是国家的，它用国家资源办媒体愚弄人民是非法的。简单一句话，办媒体是人民的私权利，政府不能滥用公权力办媒体与人民竞争。
可是，在中国正相反，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媒体，本该是人民的权利被这个邪恶的独裁政权完全剥夺。可悲的是，中国人民却把中共政府滥用公权力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因为人民办媒体监督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中国政府的层层官员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疯狂贪腐。
姑姑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反贪腐斗争上，殊不知，中共的反贪腐斗争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胜利的一方在大权巩固后，其贪腐会比失败一方当初的贪腐更疯狂。没有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多党制衡，政府怎么可能自身净化？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腐败就如洪水猛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啊。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告诉安若姑姑，“中共只能越变越坏”的根本道理 ，因为，人的贪婪自私的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在这种没有制约的、为所欲为的环境下，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变坏的。在多党制衡和新闻监督下的民主制度的权力都会出现腐败，更何况中共这种没有制衡，没有监督的权力，更何况一个村长都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区别是，民主制度下的腐败是有限制的，甚至是限制得很好的(如丹麦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腐败现象是零)，而中共独裁政府的腐败是毫无限制的。中共只能在这种恶性统治和恶性腐败的恶性循环中苟延残喘，直到它最后崩溃。
我知道，由于我们家的特殊的红色家庭背景，要我家庭中的老一辈们否定共产党是多么的不容易。奶奶一九二0年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时认识了李大钊教授，接受了当时甚嚣尘上，蛊惑人心的共产主义思潮影响，于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见注1)。三十年代，奶奶的家成为共产党在北京的联络站。奶奶的三个儿女，我的父亲，你和我的小姑一生下来见到的就都是那些经常来家访问的向往革命的年轻大学生，听到的都是他们慷慨激昂、大谈特谈的激动人心的共产主义信仰。甚至连奶奶的长子，一九二一年出生的我的父亲的名字“共子”也明显是共产党之子的意思。你们都在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先队，后来又都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共产党。我知道，要你们否定共产党就等于要你们否定自己的一生。
但是，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红窝里，我们才更知道共产党的残酷、黑暗和血腥。
文化大革命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在咱们这个大家庭中发生的事，我件件记忆犹新。其中有两件事让我看到了你们对共产党的一瞬即逝的失望和抱怨。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三、四月份，一天晚上爸爸要我和他一起去小姑姑家，他脸色阴沉地说，“我们兄妹几个要聚一下谈谈，大哥也去。” 爸爸说的大哥是他的大表哥，我的导生伯伯(见注2)。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我知道那时你们的聚会决非愉快之事，一定是出了让你们非常着急、难过的事情。我问爸爸出什么事了，爸爸说，“孙维世因为苏联特务嫌疑被捕了，看来在苏联留过学的都会被怀疑。” 我知道，孙维世是奶奶在延安时的朋友任锐的女儿，也是小姑姑睡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的少女朋友。这种世交关系加上小姑姑也曾在苏联留过学，孙维世的被捕对你们的震动非同小可。
到小姑姑家时，安若姑姑和导生伯伯都已经到了，所有的人都脸色凝重，你们兄妹四人没有任何寒喧地相视着，我是在场的唯一一个小辈。
先是小姑姑压低声音大概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十月宁世(孙维世的哥哥孙宁世，又名孙泱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死于人民大学的私牢)刚迫害致死，现在维世又被捕，中间相差时间不到五个月。整孙泱时，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学给孙宁世定了调子，‘大特务’‘老三反分子’。现在孙维世被捕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和特嫌。孙宁世死后，孙维世不服，认为哥哥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给中央写了上诉信。”
接着是大家可怕的长时间的沉默无语。安若姑姑突然打破沉寂，用颤抖的声音激动地说，“这就是要赶尽杀绝啊！” 爸爸立刻压低声音紧张地说，“安若，现在是什么时候！？咱们现在不能有丝毫这种情绪，街上一个中学生就可以随便把我们打死。” 我没想到，任性独行的父亲这时完全变了一个人。又是可怕的长时间的沉默无语。四兄妹相聚本来是想商量什么的，可是现在却只有这样长时间的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那种想从兄妹之情中找到相互安慰、相互依靠和感情支撑的渴望，也只能在这沉默中静静地流露。在那个满街可以随便打人杀人的时期，人们还有什么可说？果然，半年后，一九六八年十月，孙维世惨死狱中，年仅四十七岁
爸爸后来几次沉痛地告诉我，孙维世的被捕其实是周恩来亲手做成的。当时确实老毛用江青在抓苏联特务，但是当时上交给周恩来的苏联特务名单上并没有孙维世的名字，是周恩来自己在名单的最后亲笔加上了他的干女儿孙维世的名字。我问爸爸，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自害亲人。爸爸说，当时情况很复杂，可能是因为孙维世任性地坚持给中央写信为哥哥鸣冤的缘故，这样下去最终势必会惹恼江青。周主动补上孙维世的名字可能是为了逃脱干系但求自保，也可能是周为了表现自己大义灭亲。
第二件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七零年底，我插队快两年后，回京探亲，小姑姑给我讲了沈元(注3)的故事。
沈元的母亲与我奶奶是朋友。沈元在一九六一年劳改期满“摘帽”后，回到北京。一天沈元由他母亲带着来找我奶奶，说这孩子聪明博学，在找工作。奶奶马上把沈元介绍给自己的侄子，当时在“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上层任职的刘导生，刘导生又把沈元介绍给历史学家黎澍。黎澍看了沈元深具水准的历史学论文后拍案叫绝，马上破格将沈元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沈元到社科院工作后，他的才学得到极大的发挥。
小姑姑最后沉痛地说，“沈元太有思想了，社会不容啊。他十七岁以全国高考文史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十九岁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二十岁被定为右派。到社科院后，只有二十三、四岁的他成为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遭到周围史学家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才二十八岁的沈元就被定为反动权威，加上他右派的问题，在北京图书馆偷了几页书的问题都加在一起，使沈元感到无路可走，他企图化妆潜入外国使馆，在一九六八年九月被捕。”我焦急地问， “沈元现在怎样了？” 姑姑无奈地叹口气说，“枪毙。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爸爸当时惋惜地对我说，‘万分可惜！’”
在中国，实际上，孙泱，孙维世，沈元这些属于社会上层人的悲苦远不及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悲苦。我插队后，才真正看到人民的生活有多么贫困悲苦。你们追随共产党一辈子，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英国政治家说过，“三，四十年代时，如果你不信共产主义，你是个糊涂人，可是现在如果你还信共产主义，你更是个糊涂人。” 这句话简单地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结局。它说明，当时共产主义是多么的迷惑人心。它更说明，现在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世界经过近百年的共产主义极权的苦难，付出近两亿人的生命代价，难道我们还不能清楚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杀人本质吗？ 中国经过五十六年的共产主义极权的苦难，付出八千多万人的生命代价，难道我们还不能清楚认识到中共的杀人本质吗？
就此停笔，表兄妹们统此不另。 三妹
注一：
我奶奶刘静君，一八九0年生于江苏省丰县。一九二0年入北京大学旁听(当时北大不收正式女生)；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一九四0年到晋察冀；一九四三年到延安；一九七一年去世。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名人名家资料”记载如下，“刘静君可以说是李大钊的‘入室弟子’，在北大教授中，特别敬重李大钊。她是当时左派杂志《曙光》主要撰稿人之一。...... 李大钊安葬不久，李夫人也去世了。刘静君主动承担起照顾李大钊四个子女的责任。刘曾在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教书，和院长熊希龄较熟，终于顺利地把李大钊的两个儿子送进免费食宿的香山慈幼院。后来刘静君又找来她的好友刘清扬帮忙。刘清扬是妇女界的领袖人物，也是周恩来入党介绍人。通过刘清扬的关系，李炎华也顺利进入了免费食宿的通州女师。”
注二：
我大伯刘导生， 1913年2月生于江苏省丰县。1927 年到北京投靠姑母刘静君；1928年考入北师大附中；1929年参加共产党组织反帝大同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大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36年6月在上海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1937年2月当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1938年到山东沂蒙山区共产党根据地，筹办大众日报社，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滨海建国学院院长、中共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书记；1950年任华东局青委书记；1952－1956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8年12月底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81年3月任北京市委书记；1983－1984年任北京市政协主席。
注三：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人。一九五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沈元以全国高考文史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五六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一九五八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劳改期满，并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一九六二年被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九六八年九月试图投靠外国使馆被捕；一九七0年三月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二00六 年七月十三日夜发信
二00七 年二月二十六日发稿
二00七 年七月十日再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