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区开始村庄社区化管理，建围墙、设岗亭，进出人凭卡、车凭证。
村庄将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进出时人凭卡、车凭证。继大兴之后，昌平区也开始了村庄社区化管理之路。昨天，记者从昌平区政府了解到，该区共确定了100个村实施村庄社区化管理。东小口镇北七家镇、回龙观镇、沙河镇的44个村庄作为“人口倒挂”最严重地区，被推到试点一线，今年8月份开实施。（2010年07月29日京华时报）
京城的事，由京城人去管，本不关我的事。只是最近媒体过于密集宣传报道此事，将其与京官们的政绩相挂钩。于是，我按奈不住，也就插上几句嘴，议议“城中村”自治。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天津市宝坻县的大邱庄村全国有名，尤其是钢材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我所在的江苏省仪征市对外贸易公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联系到了一个客户，于是就有了我大邱庄之行。
住在天津市要进大邱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好赶上公安部门通缉、追捕禹作敏，身带30万元汇票的我，看到旅馆通缉公告后，立即发电报给单位领导，请求放弃此单生意获准，我也匆匆从天津回到仪征，保全了单位资金的安全。
大邱庄比现在京城的一些“城中村”出名吧，是的，肯定要出名得多。中国农民历来就有其不可改变的劣根性，这也是几千年战祸不断而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一朝一夕想改变这样的生存方式，我看不大可能也不现实。这样的劣根性表现是什么呢？熟悉的人集群而居，只求偏安一偶，最怕打乱生活，排斥外来人员。
就像如今京城的“城中村”居民一样，竭力推崇所谓的村庄封闭式管理。也就是现在，如果放到40年前，我一定扣上这些村庄“另立山头”、“自设中央”的政治大帽子。
禹作敏的事例其后还有许多，这就是村民过度自治后的缩影。有的村，村里自配了坦克、装甲车护村，有的将村里的民兵组织起来，编成护村队，到头来“尾大不掉”，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自治法》，对村民自治有着明确的规定，作为京城的“城中村”，如何治理，才能既符合村民自治法要求，又能切合“城中村”现实管理的现状？我认为不能再走大邱庄的老路，要依法来治理“城中村”。
在这里，我要向受众推介一下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管理方式，那儿没有围墙，那儿没有拦人查证，一切都是在有序管理之中，华西村外来人口虽然没有北京多，但单位面积内的平均外来人员，一定是京城的“城中村”要大的多，为什么华西村不需要围墙、设卡、查证，而京城的“城中村”就非得要行之呢？
我想，这是北京人的一种排外情绪在作祟，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外来人就不该和我争房子、争工作、争地位、争体面、争尊严……总之，外来人就不该留在北京。
北京是中国首都，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首都也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凭什么京城“城中村”的居民就有这样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全国各地向首都纳税，京城 “城中村”的居民至今生活还不是和全国大多数农民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才穿了几天的油裆裤”，就不知道自己属于谁了。看来，京城“城中村”的居民，到现在“农民”的劣根性压根就没有改！
按说，北京不是个排外的地方。之前，在这方面，北京做得确实比上海要好。但世博会召开以来，上海在这方面有了较大改观，对外来人很少再称之为“小瘪三”了，当然心理上是不是还存在排外情绪，我无从得知，至少表面上看来，没有京城“城中村”居民这样恶劣。中国之所以能有5000年灿烂的文明历史，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是取根本的。试想，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支撑，北京能有如此繁荣吗？
再回到法律层面来说，村民自治法也得在宪法框架下行事。京城“城中村”居民围墙、设卡、查证式自治，说到底就是剥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在这一区域所具有的公民权，我想进“城中村”，可是我是外地人，没有进“城中村”的通行证，也就去不了这块皇城居民的“圣地”，也就是无端剥夺了我自由行走在祖国大地的权利。
“城中村”的房屋、资产是你居民的，土地是国家的，凭什么就不让外来人进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以治安不好管理为借口，那就干脆用个水泥罩，把北京全罩起来，这样整个北京就安全了，连核武器都摧不垮，不是更安全？
如果都以治安难管为借口，是不是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也来个设卡查证，让中西部的民众也进不了东南沿海地区，如此，我们国家岂不乱了套，真是扯谈！京城 “城中村”封闭式管理和深圳“拒绝河南人入住小区”如出一辙，都是排外思想作祟的真实反映。
希望京城的官员们再推敲推敲实施方案，再想想有没有万全之策，切不可一哄而上，整一、二个村试点是可以的，搞100个村同步实施，我想最终的负面影响，一定会超出你们的预期想象，不信，走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