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仅有49.3％的地表水可以安全饮用，近四分之一的地表水处于污染状态，甚至不能作为工业用水
漂浮的蓝色化工物料桶成了过去一周松花江的一道“风景线”，在洪水肆虐时，这道“风景线”多少让人有些心惊。
“它们就像一个个蓝色的‘定时炸弹’。”一名在松花江上参与打捞物料桶的市民说。
7月28日，吉林省永吉县突降暴雨引发山洪，致使该县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吉林众鑫集团的库房被冲毁，约4000个空桶和3000个原辅料桶被冲入松花江。
吉林市民发现这些漂浮在江边的桶“弥漫着一股异常的气味”。这些曾经或者正在装着三甲基一氯硅烷等物质的化工桶让吉林市民和下游的哈尔滨市民陷入恐慌，2005年松花江污染后市民去超市抢水的一幕再次上演。
仅49.3％的地表水可安全饮用
2005年11月，吉林石化发生爆炸，导致松花江出现水污染，哈尔滨全城停水多日。5年以后，抢水一幕再现。
如今，有关部门通报指出，化工桶打捞工作基本结束，没有一只桶流出吉林省，而在此期间，松花江水质也未见异常。不过，住在松花江沿岸的人们仍然如“惊弓之鸟”的抢水行为却让人深思。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中称，该沿岸仅排放汞、镉、六价铬等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企业就有157家。这些企业被一些外电看作是中国表面风光的城市里面隐藏的大量“定时炸弹”。
这样的“定时炸弹”不仅仅存在松花江流域。环保问题专家、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湘江的污染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上游的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造成重金属超标，这些年问题开始加剧。“另外，在我们河流的上游，长江流域、黄河的中上游，矿区开采也较多，尾矿的处理没有做到位。虽然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其他河流突出，实际上已经有很多隐患。”
不过，这些区域尚未列入国家治理污染的重点，有着更为严重污染的“三河”（海河、淮河和辽河）是治理重点。
十几年来一直为淮河污染奔忙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回忆，过去淮河被污染到河边不能站人。如今，经过十几年治理，虽然进展缓慢，但是“至少可以站人了”。即便如此，环保部的监控结果显示，淮河上的86个监测断面中，只有37.3％能达到饮用水标准。
近年来，中国各地化工、石化项目纷纷上马，大多布局在江河湖海沿岸和人口稠密城市近郊。2006年，中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的结果显示，总投资约1万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
中国环保部今年上半年对全国主要河道及湖泊的近千份水样进行检测，最近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仅有49.3％的地表水可以安全饮用，近四分之一的地表水处于污染状态，甚至不能作为工业用水。
出现新型污染
让环保界人士有些不安的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型污染，并未体现在统计数据中。
“有机化学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河流的新型污染，不同于河水的黑臭污染，这些污染物有时隐于无形，一旦排放到环境中，危害几十年长期存在，难以治理。”绿色和平污染项目主任马天杰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
“由于重金属在自然界难降解，随着其逐渐的累积，今后污染的风险会一天天加大，即使减少排放，但过去累积的风险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在局部地区它已经累积到爆发的程度。”马军说。
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去年和今年，湖南郴州、陕西凤翔等地发生数百名儿童血铅中毒事件，原因就是当地工厂的排污工作没有做好。
在霍岱珊的“淮河水系环境科学研究中心”，陈列着很多畸形的鱼，这些都是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所致。“你看过后，肯定都不太敢吃鱼。”霍岱珊说，水生生物和陆地生物往往互相印证，而在淮河两岸村庄除了癌症高发，村民不孕不育的现象增多，而且出现不少畸形儿。
他说，现在淮河的监控和治理对象只有氨氮含量、PH值、融解氧等指标，而不包括重金属和持久性化学污染物。
绿色和平在调查珠江工业污染时也发现，很多有害物质在目前并不受现有政策法律的管制，所以许多企业能够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排放这类物质。
马天杰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初级污染和新型污染不会同时出现，而我们现在初级污染未解决又添新型污染，“压缩型”污染更难治理。
地方政府庇护
美联社、香港《南华早报》将中国的污染问题归结于中国注意经济发展而忽略的环境保护所致，包括监管不力。
《南华早报》举例说，中国环保部2008年成立时，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只有“区区30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的环境保护署有多达1.7万名工作人员”。
不过，点开环保部的网站不难看到，环保部并非不作为，像松花江干流、淮河干流，水质已经出现明显好转。
而在频繁发生的污染事故背后，经常看到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又常常是地方政府背靠着“有利地形”而占据上风。
马军于2006年推出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目前，他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每天都更新着各地企业排污的报告，“我们已经有67000条政府公布的企业超标违规纪录，其中涉及水污染的约有40000条。”
数据库里收录了被洪水冲走化工桶的这两家吉林企业的信息。“现在对这起事故原因还没有详细的调查报告，但我们发现这家厂子曾有过爆炸的记录，这些都收录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这反应了它的管理水平存在问题。”马军说。
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紫金矿业集团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大量污水涌入汀江导致污染事件，也并非无迹可寻：今年5月，环境保护部发文严厉批评11 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的上市企业，名列榜首的正是紫金矿业。针对环保部的批评，当地官员对紫金矿业的违规行为不闻不问，反而加入隐瞒行列。
马天杰介绍，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家下属企业因超标排放多次被环保部门点名，但绿色和平在今年1月和3月分别对两家公司进行调研发现，他们的排放程度并没有收敛。“他们完全是光明正大的排放。”马天杰说。
“很多情况表明地方官员相信其让污染企业继续运作的做法不会受到惩罚。”《南华早报》报道说。
应加大公众监督力度
在马军看来，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缺乏动力。“这个动力应来自于政府的监管、法院的判罚，但是这两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尚不具备，不仅监管较弱，而且法院的介入也不积极，地方保护因素不是在一夜之间能够扭转，因此需要社会的参与来弥补动力的不足。”
2008年5月，由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被认为是引进社会参与的一次尝试。《办法》提出：环保部门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企业名单。
“信息公开并不能减少污染，但是却是公众参与到环境监督的关键一环。”马天杰举例说，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保留着对污染企业的监测数据，而这些数据往往又是污染受害者打赢环保官司的重要证据，这就是实现社会监督最直接的形式。
美国80年代就要求企业列出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其中包括300多种的有毒有害物质。居民只要输入邮政编码就可以知道周围企业排放了哪些污染。
然而，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施两年多后，却遭遇另类尴尬。绿色和平曾多次致函要求株洲市环保局公开当地两家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但是，环保部门却以两家企业为上市公司比较敏感为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打太极的现象，地方政府有惯性思维，本能地觉得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政府部门应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鼓励公民参与，而不能成为其中的阻碍因素。”马天杰说。
长期在淮河环保一线工作的霍岱珊对社会监督的作用深有体会，他认为加大公众的监督力度对解决污染问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莲花模式”就是很好的例子。
莲花味精曾是淮河上出名的排污大户----每天排放污水12万吨，受过罚款后仍然偷排。为此，霍岱珊常上门去“找茬”，双方关系搞得“很不愉快”。 2005年，这家厂的日资撤离，新换的负责人找到霍岱珊，决定接受公众监督，践行企业环境责任。其后，莲花味精改变生产工艺，制造1吨味精从消耗37吨水到耗水4吨左右即可，废料还进一步处理，加工成复合肥，每年多盈利2000多万元，实现了循环经济。霍岱珊更是富有创意地在莲花味精污水处理厂门口放置了一块环境信息公示牌，标注出每天的排污信息。这种NGO与企业互动，而且达到双赢的案例，被称为“莲花模式”。
目前，霍岱珊在沿淮河800 公里范围内，有了8个工作站，形成企业排污观测网络，但霍岱珊仍有无奈：“国家有法律，但到地方难落实，他们将环保信息作为机密或以政治问题对待，对公众监督实行种种限制。我们淮河卫士能够得到高层领导和底层百姓的支持，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也应照了中国环保两头热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