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儿，相声演员郭德纲成了大陆各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原因是其在徒弟李国勇（艺名李鹤彪）8月1日打伤了前来采访的北京台记者后，身为师父的他“力挺”徒弟，并在当晚的演出中发出了“记者不如妓女”、“北京台太龌龊”等言论。
郭德纲这张狂的举动立竿见影有了结果。北京台自然是“全面”披露了记者被打经过，并报导了李国勇被行政拘留7天、罚款200元的新闻，同时开始封杀郭德纲。而8月4日，中共央视更是在新闻直播间节目中，不点名地批评了郭德纲，认为身为公众人物的他，本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他却“用骂人的方式为徒弟张目撑腰”，其表现是庸俗、低俗、媚俗，而且丑陋。新华社的评论文章也称“一些公众人物揭开外衣就是泼皮无赖”。
两大中央级媒体如此定性后，郭德纲似乎就再也“牛气”不起来了。就像事先安排好的步骤一样，其书籍和影像制品随即在北京各大书店均被要求下架，其博客也只剩下“德云班主”四个大字，博文全部删除；而德云社则在8月6日发表暂停演出的声明，不过，其声明还不忘小小地“调侃”了一句：“按照胡锦涛讲话精神开展深入自查，进行内部整改。”
至此，在郭德纲与媒体的对抗中，郭德纲显然落了下风，套用《红楼梦》的一句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诚然，郭德纲的徒弟打人和郭德纲的言辞固然不对，郭德纲的人品也有待商榷，但问题是，在整个事件没有彻查清楚之前，媒体就运用手中权力，调动舆论，将其全面封杀，并导致郭德纲的演出权、出版权等被剥夺。是谁赋予了媒体如此大的权力？难道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就要被封杀？哪国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呢？而且郭德纲是否真的是“三俗”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他是“三俗”，同某些主流媒体和被吹捧的赵本山之流的“庸俗、低俗、媚俗”相比，郭德纲也仅仅随了社会大流，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而更为可怕的是，在郭德纲被封杀后，众多主流媒体一致选择了沉默。这难道不正反映出媒体的可悲吗？当自己人被打时，“众志成城”；当其他人对郭德纲之类人“下手”时，却明知不合理不合法，而在旁幸灾乐祸，偶尔有良知的记者在博客上叨扰几句，算是不疼不痒地表达了不满。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郭德纲被封杀的确是这个社会的又一悲剧。
就在郭德纲遭到口诛笔伐之际，不少媒体却对8月6日《南方周末》和《了望东方周刊》两名记者被吉林桦甸市常山镇警察扣押、辱骂并被强行删掉照片和采访录音一事进行了低调处理。
据《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介绍，警察强行把他们带进派出所以前，他正在和《了望东方周刊》的记者王立三在常山镇的一家小餐馆内吃饭。当时，当地一位宣传部的官员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由于两人正在点菜，便没有理会。此后十余名警察赶来将饭店包围，并强行将两人带走。“当时我们反覆挣扎，他们却越拧越紧。”在派出所内，警察数次爆粗口，同时强行删除了采访设备里面的录音和照片，而当地宣传部门对此则称是“误会”。
对于这样一个警察利用公权力侵犯记者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违反法律和新闻出版署相关规定的新闻事件，任何一个新闻从业者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远比郭德纲徒弟打记者更具新闻点、更能引起社会深思的问题。不妨套用央视批评郭德纲的排比句，来批评这些野蛮的警察们：“在这个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们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们选择了江湖气。”或许是恐惧于其背后的中共当局，众多媒体在这个值得报导的新闻点上选择了噤声或低调处理。
媒体在这两件事上的不同反应，更彰显专制体制下媒体的可怜，也恰恰体现了身为党的“喉舌”的媒体是如何维持党的统治的。一方面，警察是党的专政机器，记者被冒犯虽然有“自家人伤了自家人”的嫌疑，但毕竟还是一家人，为了社会稳定，不大肆宣传是正理。另一方面，当媒体中那些良知尚未泯灭、想在党的专政下有所作为之人出现时，作为专政机器的警察出于维持稳定的需要，“冒犯”一下也就可以理解了，记者又能怎么办？换言之，那些想真正成为“扒粪者”的人，是根本无法在中共媒体中立足的。
而立足于“草根”的郭德纲，虽然经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百姓的心，但却在盘根错节、权大于法的社会上并无什么切实的权力支撑，其个性张狂的结果就是被封杀，这大概是郭德纲还没有清醒意识到的吧。还有人说，郭德纲相声对时弊的讽刺才是被封杀的根本原因。比如他有一个段子，就嘲讽了一个官员，怎么样天天喊反贪腐，最后自己却去找情人去了。如果真如此猜测，那么没有权力支撑但却越来越火的郭德纲显然对党的统治构成了某种威胁，媒体的无情和沉默也就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不仅仅是“捍卫”自家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维护中共的统治。那么，表面上是在与媒体对抗实质是与政权对抗的郭德纲的下场就只能有一个：被封杀。
只是今天封杀的是郭德纲，那么明天又会是谁呢？当有一天，所有被封杀的人齐声怒吼时，感到恐惧的该是作茧自缚的中共当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