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说：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年已成立
一、毛泽东要包惠僧写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
毛泽东和包惠僧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而且包惠僧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书记陈独秀参加一大的重要人物。因此，毛泽东派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于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访问包惠僧，「据说，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要我写点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第3页）
包惠僧遵旨于二十天后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他在回忆文章中列举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日左右开会时，来自七个地区的十三个代表的姓名，把毛泽东列为第一。但是，对毛泽东的印象不过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但是没有一句毛泽东在一大讲过的话留在包惠僧的记忆中。因此，包惠僧只好在文末的「几点回忆和感想」中，吹捧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历史上有数的人物，「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毛泽东的「突出的天才，卓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中国拯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得有今日，是得力于伟大的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上书，第26─27页）同时，包惠僧回忆，一九二四年夏，毛泽东发给包惠僧五十元路费时，气色不太好。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润芝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从此以后，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岁月，我总以为他的健康不够好。」「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观礼，看见他的神采，才了解毛主席的健康。」（上书，第27页）
二、包惠僧如实写中共成立于一九二○年的史实
《包惠僧回忆录》可贵之处，在于他如实回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年的史实，而不是沿用官方修史纂改为一九二一年七月，因为毛泽东参加的一大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说法。在回忆录中，包惠僧以史实坚持了这个重要判断。
（一）、一九二○年已成立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以后约在一九二○年春，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见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最后发起了组党。」「约在同年（一九二○年）夏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工作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各地支部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处。」武汉临时支部「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租定武昌山前夕公祠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亦挂在此处。刘伯垂带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员政治活动规定很严格，如：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等。」（上书，第17─19页）包惠僧的这段回忆，证明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党的刊物、有宣传鼓动和发展地方组织的经常工作等任务的正式政党了。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是由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组织的会议，更证实绝不是一九二一年七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
（二）、一九二○年上海老渔阳里二号是中共临时中央办公地点
包惠僧一九五三年八月奉毛泽东之命「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他写了《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回忆》。第一馆是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点，除了肯定十三个代表中有毛泽东外，包惠僧还强调「在会议席上，毛主席的座次，这一点我记不清楚，最好问毛主席自己……」。看来当时担任记录的秘书毛泽东不坐在显要位置上，包惠僧把球又踢回给毛泽东了。关键是包惠僧在「第二馆方面」一节透露出重要信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年成立的史实。
「第二馆就是老渔阳里二号，即现在铭德里，原是陈独秀的住宅。在一九二○年春夏之交，共产党临时中央成立时，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常到这里来，在商量发起中国共产党之初，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荪曾到这个地方开过座谈会。在陈独秀没去广东之前，这个地方是经常集合之所。」……「我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此时李汉俊代理书记。」「汉俊留我在中央工作，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我和杨明斋是正副主任。我们党的集会是在李汉俊家的时间多，在沈雁冰家里也开过会。我们记得通过沉泽民入党的一次会是在沈雁冰家里开的。当时我们通讯处主要的是旧法租界大自鸣钟对过《新青年》发行社苏新甫，苏新甫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同乡，他是《新青年》的经理。」（上书，第28─29页）这些事实说明，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不但成立了，而且临时中央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
（三）、一九二○年临时中央的工作证实中共一九二○年成立
包惠僧回忆「新渔阳里六号（当时的号数我记得是二十六号）。在一九二○年春，杨明斋、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建党之初，即租定这个房子──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接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校，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是公开活动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在此处，团的书记是俞秀松。一九二一年一月之间，我到上海，即住在此。当时李汉俊代理临时中央书记，由他负责。我们到上海后，李汉俊在临时中央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指定我负责，杨明斋任副教育委员，主要任务是选择青年团的优秀分子送莫斯科留学，约在四月间送了十几个学生赴莫斯科，我记得有刘少奇、许之桢、罗觉（当时还是团员），还有彭述之、卜世琦、韩平、蒋热血等。党的公开或不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如一九二一年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此处是我们的联络机关，我常到此处。我记得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也到过这里。这个地方要称为我党临时中央时代工作部（纪念馆）。」（上书，第3页）
（四）、一九二○年第三国际派人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
包惠僧证实，正是在第三国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和组织了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中共一大。
包惠僧在《回忆马林》一文中写道：「一九二○年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有关人员联系，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作为常驻中国代表）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尔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汉俊等计划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策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上书，第427 页）
包惠僧回忆了陈独秀当年同马林、张太雷的争论。马林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张太雷说：「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下工作，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发起火来说：「中国的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进……。」陈独秀还指出：「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主动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陈独秀还认为：「中国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上书，第419、430、431页）
但是，在中共一大以后，马林帮助保释了被捕的陈独秀，陈独秀与马林会谈后，同意「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上书，第 432页）
（五）、包惠僧的回忆录是可信的
《包惠僧回忆录》是由官方的人民出版社公开地正式出版的著作。这本书的缘起是毛泽东亲自发令：要包惠僧回忆一大和勘察一大纪念馆的最高指示。因此，是经过官方审查、认可的。而聪明、正直的包惠僧并没有违背事实为毛泽东胡编乱造历史，把「回忆一大」改写成「一大前后」，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二○年成立的史实，中共临时中央组织召开了一大，而毛泽东不过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湖南支部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缔造者。
从以上引用的一部分《包惠僧回忆录》的材料，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对话的具体、详尽来看，应当是相当准确的、实实在在的，也是可信的党史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