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1979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79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1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49年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一九六二年，在深圳尝试对外开放的时候，有十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这次逃港规模空前！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在宝安县（一九七九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一百五十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五月十三日沙湾有逃港群众四千余人，民警对其中二百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六人愿意回家。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五月二日上午八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给过要给饭吃。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五月六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群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指深圳戏院门前）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六月十九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这样，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