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说我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现将我的检讨摘录下来，也许对大家了解历史有帮助。
第一次见面
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江青送来两份“批林批孔”材料。两天以后，她通知我看电影《中国》。又过两天，接到市委通知，让我赶到天桥大剧场，说江青要“请”我看戏。这样，“四人帮”就把我抓住了。从1974年1月24日到 1975年9月17日，我跟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过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以上，没有个别见过面)，被她利用，做过四件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在天桥剧场第一次跟江青见面，她一副热情可亲的样子，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等等。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我是农村出身，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我误认为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
第二次见面
四天以后，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江青的第二次见面——在钓鱼台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接受了充当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线送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务”。当时正是春节，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们几个来干什么。江青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还说，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我认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觉得很“光荣”。[补充：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我们坐直升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第三次见面
第三次跟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面，是从西沙回来的3月5日晚上，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北影”、“八一”电影厂的十几个人分头做汇报。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看到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个曾经受她重用的文艺界领导干部的政治死刑，当场让秘书取来那个干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离比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见上边写着人名和号码，心里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样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准备着随时打击的材料，实在太可怕了。我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过，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我的那种 “可以安心写作”的幻想开始动摇了。
两天以后，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个诗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我十分紧张，因为我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我唯恐落后，急忙追赶，拼命地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了，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首长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江青不看稿子，还要“保留批评权”，使我的精神有些紧张，怕被抓了小辫子而挨棍子，于是在修改的时候，越发向“诗报告”靠拢，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江青是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我给江青树了碑、立了传。
1974年，我按照她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学参观，写了一首儿歌，我还自动地到过江青鼓吹的小靳庄参观，写了一篇散文。
第四次见面
1975年9月16日，我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我到大寨去，参加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我第四次在小范围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在大寨，我亲眼看到江青的表演，她疯子一般地骂人，逼《创业》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误”。[补充：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诗报告”作者张永枚也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别人刚扫完，他又扫，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后来，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后来曾被送进精神病院。]
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我跟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脱都推不掉。江青跟于会泳还分别三次宣布纪律。江青布置所谓创作的“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经过思想斗争，第二天终于向组织做了汇报，并直接表明不愿意执行这个写作任务。党委书记说，拖拖看。我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刘庆棠让人通知我，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我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医院。1976年2、3月的形势，又使我糊涂了：江青越来越得势。邓小平反而成了“右倾翻案风”而遭到批判。我心里十分害怕。这时我想，如果得了势的江青发现我对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给的任务的事情，就麻烦了——我必须改变躲避她的策略。因而，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怀着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长沙，追上了2月9日就开始工作的 “井冈山”剧组。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