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当历史学家们回顾2010年这个夏天时，他们根本不会想起在纽约“9.11”遗址修建清真寺的争议；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在西班牙的奢侈度假更不值一提；就连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算不上什麽大事。2010年夏天最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应该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的来说，这是件大好事。中国的迅猛崛起，以及速度稍逊一筹的印度崛起，改善了数十亿赤贫人口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这两国的人均GDP在1820-1950年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在1950-1973年间增长了68%，在1973-2002年间则猛增245%。
但是，从中国的复兴中能学到什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危险的错误结论莫过于“威权主义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诱人，尤其是在今日的美国，无论左派右派的大批人士都对美国政府的效力大加置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商两界的诸多顶尖人士对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则表达了公开的艳羡。
剑桥大学政治学者Stefan Halper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Ian Bremmer等人注意到，目前学界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後，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似将取代美国模式。
这真是大错特错。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的确效果斐然，尤其是在转型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由别的国家发明出来以後。例如，在1930-1950年代，苏联的经济模式一度显得欣欣向荣，就是这个道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对原本极度贫困的农业经济进行工业化改造。即使在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3,600美元，与萨尔瓦多或阿尔巴尼亚大致相当。中央集权的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在尖端的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与别国展开竞争，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当韩国在1980年代经历同样的转型期时，其政治体制变得更加民主，经济也向更加自由的资本主义演化。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逐渐力不从心，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愈加富强，想要增强公民的消费力而又不想给他们更多的公民权，这恐怕难以为继。未来十年，中国的一大经济挑战是扩大内需，这就意味着要让中国人有更强大的购买力。但随着更多中国人加入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可能会要求更多政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