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
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於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於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待续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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