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如预期，同比上涨3.5%。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解释称，在这3.5个百分点的构成中，翘尾因素为1.7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1.8个百分点。“翘尾因素”是指上期物价变动因素对下期价格指数的延伸影响，新涨价因素主要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
这是当局不敢掉以轻心之所在。
虽然，翘尾在8月份达到了年中最高，随后会快速下行，但新涨价力量强劲，所以CPI指数或还会向上攀升一到两个月，才会在年尾降下来。但明年特别是上半年，失去了翘尾效应的逆向“庇佑”，物价指数将是令央行十分挠头的一个时期。我们估计明年上半年CPI将有月度可能会过5%。全年涨幅应该明显高出今年一个台阶。支持这一判断的原因很多：
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在明年中期前难有明显改观。当下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拯救危机的方式总是倾向借货币贬值为错误埋单。这将导致纸币信用价值的破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跑不到真实经济里面去，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在全球金融货币市场（尤其是债市和衍生金融市场）自我循环，一部分跑到大宗商品市场，一部分以热钱形式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楼市和股市）。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出现相当怪异的现象：真实经济总体萎靡不振，但石油价格再次攀升到每桶80美元；铜价涨到每吨7000美元以上，接近危机前的峰值水平。以传统CPI衡量的发达国家通胀水平处于很低水平，而好些新兴市场国家资产市场却剧烈飙升（譬如中国楼市），通胀预期急剧恶化（譬如当下印度和未来的中国）。而当下全球农产品价格总是紧随着石化能源的价格而后动。因为它决定着现代农业耕作资料的成本。
二是中国资产泡沫深化倒逼城市用工薪酬加速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承受的地步，当然要倒逼工资上涨。而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上涨。同时，依经济逻辑，制造业部门薪酬上涨更容易推动非贸易部门（服务业）价格上涨。道理很简单：其一，服务性需求随全社会工资上涨而上升；其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已无法赶上各种成本上升的速度，于是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将从实体出走，推动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所以中国发生“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完全有条件的。中国常年的货币超发使得这一切来得更加急促。本来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或可以更均匀、更持续一些，甚至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变得异常刚性。
很多人反对加息，并不认同中国当下的通胀与货币当局的关系，但我们实在无法否认中国当下货币极其宽松的事实。
2003至2009年，央行资产从5万亿元涨到24万亿元，广义货币从18万亿元涨到67万亿元（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3)，中国银行资产从23万亿元涨到88万亿元。而同期实体财富增长所能解释的是多少呢，名义GDP只涨了1.83倍。
过去十年，中国滞后6个月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当期CPI被发现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当M1增速突破20%以后，随后都出现了物价指数CPI的快速上涨，2004年如此，2008年亦如此。但是当2009年末，M1增速接近40%之后，六个多月过去了，而CPI依然在3%的弱势徘徊。
我们也不知道，从2008年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以至于使得这一精确的数据关系在尺度上大大地缩了一号。
我们猜想，中国或会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依然会沿用微观手段（定点行政调控、精确制导）来管理宏观问题，全局性的主动收紧货币政策（比如连续提高存款利息率）依然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