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家美国媒体《赫芬顿邮报》评出了全球九大污染城市，山西临汾高居榜首。这家报纸说临汾空气污染极为严重，当地人生活一天吸入的有毒气体相当于吸了三包香烟；如果将刚洗完的白衬衣挂在室外，晾干以后就会发黑。
很快，山西省环保厅作出了反应。说《赫芬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所引用的数据是几年之前的。如今的山西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进步很大，临汾的综合污染指数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空气品质在全国113个重点城市中，由2005年的113名、也就是倒数第一，上升到2009年的第29位，上升了84名。
平心而论，山西省环保厅的态度还是相当克制的。只是提出了一系列最新数据，说明临汾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善。我想这是正常的反应。自己有了进步，总是希望别人能看到，谁也不愿意永远戴一顶污染第一的黑帽子。而且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媒体，其权威性恐怕也不那么高，报道失实也是完全可能的。
有意思的是一位叫李景平的先生，是山西省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美媒炒作临汾污染是制造媒体上的‘污染’”，对《赫芬顿邮报》大加驳斥。这也是很正常的。媒体也需要监督、需要反批评。
但是李先生接下来就变成了情绪激烈的大批判，他写道：“无论临汾环境如何改变，但关于临汾污染的消息，几乎没有改变；无论美国媒体怎样出招，但关于临汾污染 的说法，几乎都源于‘铁匠’研究所。如此而已，中国媒体已经习以为常了，中国媒体已经近乎麻木了。美国媒体怎么说，中国媒体就怎么转；美国媒体怎么登，中 国媒体就怎么载。美国媒体在美国，而临汾就在中国，难道中国媒体采访、调查、评价临汾，比美国媒体还不如？中国媒体就任意跟着美国媒体说话？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呢？”
李先生最后把问题归结到中国媒体的话语权，这实在是很深刻。李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难道中国媒体采访、调查、评价临汾，比美国媒体还不如？”这个问题使我回忆起自己在一年以前曾经做过的一个节目，题目是“为什么美驻华使馆空气污染数据大受欢迎？”
北京人不太相信北京环保部门在互联网上公布的空气品质的数据，反而对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美国大使馆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十分紧张，立即进行了解释。大使馆发言人谨慎地表示，美国使馆设立监测站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工作人员的健康，而且一个监测站的数据不能代表整个北京的空气质量。
让我来说这里面有个信誉的问题。李先生的问题是“难道中国媒体采访、调查、评价临汾，比美国媒体还不如？”，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一般而言，在中国境外媒体比国内媒体可信；外省媒体比本省媒体可信，这是常识。背后则是制度问题、利益问题。
李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就任意跟着美国媒体说话？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呢？”这问题就问得更深刻了。是啊，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呢？李先生是山西省环境文化促进会的，怎么也算是一位了解情况的环保人士了。李先生认为中国的媒体可以真实报道环境问题吗？在这种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媒体进口一些揭露环境灾难的负 面消息，那也是新闻人在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呢。
是啊，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呢？我认为不应该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媒体；真是条汉子，去问问那些掐着中国主编、记者喉咙的人。总而言之，这件事、这些反问，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儿魔幻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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