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杨奎松先生的观点十分醒目：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前日本入侵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百年的国家形态，的确是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一个偶然现象。沿着杨奎松先生的分析框架，我提出的问题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格局究竟在那些层面偶然推动了毛主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这其实涉及到更加开阔的历史现象，从思想的勃兴，到经济的变迁，似乎各种力量在逼近偶然，或者说是必然。我的意思是想说，相比那些具体的政治力量的博弈，也许我们站在思想和经济的层面看问题，看得更透彻。
凯恩斯在他的杰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不论是福是祸，带来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用这句话来回顾蔓延人类社会百年的社会主义史，竟然有毛骨悚然之感。这里必须提到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前者的经济学前提在于假定人类市场生产资料的不稀缺，假定人是可以量化的、静态的人，作为一种个体，不存在其不确定性，因此推导出一个人人按需分配的整全福利社会，从而抹杀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忽略了市场的边际收益递增或者递减，因此《资本论》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人的基本属性，背离了市场的自由演进原则。而后者，那本亢奋的《共产党宣言》，开头就承认，她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最近读张五常的新书《经济解释》，老先生就讲，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伟大的《国富论》，今天的读者依然奉为经济学的经典，奉为所有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和政府无法绕行的学术门槛。张老先生认为这就是一本著作的读者寿命，而在经济学领域，读者寿命长生不死的著作，只有这一本《国富论》。张五常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读者寿命是11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读者寿命是75年，老先生说自己的书如果从2000年算起，2075年的时候还有人会拿出来读，那就了不起了。
老张真是宅心仁厚！《资本论》110年，恰好是社会主义革命蔓延世界的110年。我想说的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首要动力，仍然如凯恩斯所言，来源于思想的影响力，而且是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这究竟是福，还是祸，每个热爱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现实的局面是，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欧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把抵制共产计划经济思潮当成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而苏联的共产计划体制在1989年宣告彻底失败，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沿着市场经济的路径开始走出共产计划经济的阴影，从而在30年之后赢得了一些看上去不错的经济成就。
那么，既然作为思想资源的《资本论》与经济有关，就应该再说说这一百年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史的变迁。
历史有时候非常具有一种偶然性的吊诡！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全球应声者众的时候，1929年，整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30年代出现蔓延全球的经济大箫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所谓潮起潮落，随波逐流，中国新一轮改朝换代刚好赶上了这次经济起伏的周期，毛的所谓成功，就是以共产计划经济的名义，将中国人聚拢。这正是他的核心经济思考：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革命行为，还是1949年之后的建设行为，他不会有第二项选择，共产计划是惟一的方法论。这是一次中国人无法跳脱的计划经济魔咒，好在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规律，60年之后，全世界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思潮，只是这样的60年，人类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的经济图景和国家图景因此化为乌有。而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背景下，才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我们的市场经济叫做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