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类时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已经结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话语上迄今未被充分记载和言说，在实际中虽然特定的黑五类不存在了，而黑五类性质的政治贱民并未在中国绝迹，因而我们有必要打捞黑五类这个现象和话题。
十三亿中国人里，起码有一半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黑五类，无论其本人是不是黑五类。为另一半人口计，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四类，合为黑九类。文革中后期，新增的黑四类逐渐淡出，“经典性的”政治贱民仍然是黑五类。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等98人未获改正，以表示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政治贱民回复到原先的四类。1984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泽东中国此前几十年制造的所有政治贱民都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国民待遇。
这只是理论上的黑五类。实际上，黑五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官方资料称，中国曾有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有50多万名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5-6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5%。
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比如，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1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我们现在随便拉出一个40岁以上中国人“盘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不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的亲戚。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父亲属于坏分子，以至于父亲去世时，他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请客吃饭都请不到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父亲属于反革命，他本人曾连写十次入党申请书都不被批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是右派。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类。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几乎个个都是右派黑五类。
绝大部分黑五类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地主富农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识精英，坏分子里固然有地痞流氓恶棍懒汉，也有许多人是具有特立独行人格、拒绝溜须谄上的人。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全面沉沦堕落，与各界精英的全军覆没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后劲，某种意义上说，也直接来自这批人的反弹和发功。黑五类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成为黑五类二代（如家电业巨头张大中、地产大亨潘石屹、著名画家陈丹青和艺术家艾未未等等）从苦难中奋起拼搏、改变人生命运的不竭动力。
《黑五类忆旧》是一个期刊性的故事汇。当你阅读其中一个个故事的时候，请不要仅限于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时走进故事主人公（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内心：在那样一个荒诞的时代，在那一个个罪恶的时刻，他们的心灵何其荒芜，何其野蛮，何其凄惨，何其无助！邓小平曾说，中国近几十年发生的许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我们不妨接着假设：黑五类现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现吗？不信上帝的族类，内心像西红柿一样多汁。不过这丰沛的汁液不是别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虽然黑五类走进了历史，可决不意味着政治贱民现象在中国彻底消失。1984年四类分子摘帽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的政治贱民？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时代的黑五类？让我们记住黑五类，让我们记住政治贱民！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我们的灾难曾经如此深重，我们的人性曾经如此不堪，我们的堕落曾经如此可恨！然而，我们更要反省、检讨源源不断制造政治贱民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黑五类是全中国的替罪羊，是中华民族长大成人的阶段性祭品，他为全体中国人背了十字架。
感谢你，黑五类！
黑五类，对不起！
焦国标 2010-7-30
表姨爹 作者 敖顺康
那是1970年的春天，表姨爹从一个贫下中农走进了黑五类的行列，成了大队小队开批斗会少不了的重要角色。
表姨爹原是生产队的保管员。这年春天，表姨爹按照队长的指示，找来3个社员，把谷种从仓里撮到搭斗里，挑来几挑水，先进行浸泡，挠出悬浮在水面上的秕粒，进行一番清洗筛选，再加点石灰水，给谷种消毒杀菌。消毒完毕，又去烧些温水再浸泡。待水流尽，再盖上麻袋，初步的工作就算完毕了。
此后每天都要淋几次水，待谷种长出浅浅的新芽新脚，就拿到秧地均匀地撒在田地里。
不知是怎么回事，谷种竟长不出脚芽来。是天气太冷？是淋水少了？是倒春寒？是没注意天气变化？还是温度过高谷堆发热烧坏了？往年也是这样操作的，是谷种本身有问题？表姨爹还在思索寻找答案的时候，几个革命者已带着黑牌闯进他家，上面写着表姨爹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
只几天工夫，表姨爹成了坏分子。说他故意把谷种泡坏，诚心扰乱社会主义，企图搞垮集体的事业，是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要把他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在批斗中，革命者们叫他交出指示者。可是哪来的指示者呀？表姨爹怎么也交不出来。真是泼天的冤枉！从此，表姨爹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去接受批斗。一家老小提心吊胆，在家门口目送亲人离家去挨斗。
“把坏分子揪上台来！”主持会议的人叫道。两个彪形大汉押着表姨爹，站上高板凳，腰被压90度。“打倒坏分子！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远不能翻身！”口号连天。
表姨爹一直想不通，常常独自仰天长叹：这是啥世道呀？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贫下中农，世世代代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呢？一次工作失误就成了人民专政的对象，这坏分子的帽子也来得太容易了吧！
表姨爹白天干活干得筋疲力尽，晚上还要挨斗，身体一天一天瘦了下去。不到两年时间，因积劳成疾，加上精神折磨，就去世了，带着冤屈，留下遗憾，永远地走了。
一个坏分子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灭亡了……
补白：那次填写《中学生登记表》的经历我永生难忘。放学前，班主任们拿着这张破纸，拉下驴脸，对新生（初中生）第一次大声吓唬：“为了保卫伟大领袖，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密切注意阶级敌人新动向，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许错填，不许漏填，不许隐瞒。
我们这些狗崽子知道自己是“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个个都吓坏了，凑在一起，愁眉苦脸地商量：民族出身这一栏最好填，照实写。可是个人出身和家庭出身栏该怎么填呢？我们大眼对小眼，个个都傻眼了。有的说：个人出身干脆填“狗崽子”算了，保证万无一失。可立马自己就又否定了：如果这样填，那家庭出身只能填“老狗”了。老师看了可能会觉得好笑，可我们可能从此就永别校园了。
什么事都难不倒狗崽子们。最后我们终于做出集体决定：个人出身统一填“小学生”，家庭出身栏各填各的，因为太乱七八糟了，有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伪满官僚、外蒙特务、民族分裂分子，无法统一。闹了半天，小事一桩，顺利解决。狗崽子们脸上阴云散去，又玩起摔跤、驮马架的游戏。直到天黑，狗崽子们玩饿了，才匆匆跑回家吃“狗食”。 孟铁勇
父亲的骨灰在哪里 作者 丁 香
那年春天，我刚满六岁。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蓝色，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离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是外婆带我去，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闻，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好香！”然后再牵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张望，他总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
今天却有点不对头，跟我很熟，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好像都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一排用毛笔书写的大字（后来知道这叫大字报）。虽然还没上学，可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认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划了大叉。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陌生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捡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一下子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我，便停止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抱得我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含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此后我和兄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经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许多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爸爸书柜里大部份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的，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蔑视他们：谅你们也看不懂这些书！
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里里有几棵树，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树。四五月间柚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满院的落叶，一地的碎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我家是父亲随和，母亲严厉。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再也听不到父亲快乐的哼唱京戏的声音，变得死气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带我出门。她拿个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最后到了“宁夏街”。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一个街名。妈妈没告诉我，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只是怕妈妈不高兴，没敢显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高的门口停下。门前有人站岗，手里拿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条小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
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生活的艰辛和每次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与爸爸的“问题”有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种默契，谁都不敢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内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像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
爸爸仍然没有一点消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那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装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离婚是无奈之举，别人岂能相信？妈妈几十年单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4个不到10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捡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补漏，下河捞鱼。上小学时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学会了勤劳简朴的品行，希望用我们的努力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间。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依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该党汉口区分部书记和特党委员，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又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10元困难补助，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他们原打算把我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调查的结果竟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的时候已告别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们只好单独揪斗我妈，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之后，没什么新东西，就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车间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两年后妈妈才脱离“牛棚”。
文革过后，许多受迫害的当事人或家属纷纷奔走于平反昭雪的路上，我们家没一个人动过这个念头。1986 年，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声。某天下午，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让我赶快回家一趟。原来，法院来了两个人，带了一份200多字的文件，声称当年把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现予纠正。我很不客气地问：“他人呢？”他们说，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
“那么把骨灰交出来，我要看。”
“这个，恐怕找不到了。再说那是监狱方面的事，不归我们法院管。”
我冷笑一声：“一条人命和我全家几十年的苦难，给张巴掌大纸片就一笔勾销了？”
他们显然见惯不惊，神态自若地说：“纠正通知书交给你们，一方面可以给你们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还要什么政治前途！我将继续背下去，一直到死。至于所谓经济补偿，更不值一提。当初一个妇女带着4个孩子濒临冻饿死亡的边缘，仅靠健康的基因和顽强的性格熬过来，谁考虑过什么补偿？莫说叫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得点恩赐，就算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我会恶心，觉得我在喝父亲的血！”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存积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泛滥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扫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我想为他筑个衣冠冢，却连照片也没有。我只能在静静的夜里，独自重温那永恒的瞬间……
侯振亚的儿子 作者 海宽
1966年，我在福建师大附中念初一。当时发生一件很令学校长脸的事儿：一位高中同学被选送进空军航校。他的父亲是当时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侯振亚。侯同学在附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大家都很为他感到骄傲。我们班里有两位认识他的女同学，那几天都把头昂得高高的，大概就是她们的亲哥哥当上了飞行员也不过如此。
侯大哥入伍那一天，全校同学敲锣打鼓把他送到校门口。不知多少爱慕的眼光伴随着他上了军车，也不知多少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绿军装。
文革一来，省委领导们也被打倒了。有时在报纸或者街头大字报上看到侯振亚的名字时，我心里会想到我的这个校友，不知他还能不能上天。
大约是1974年，我跟姑父到他厂（在闽北山区）里的澡堂洗澡。他告诉我，隔壁搬来个新邻居，让我猜是谁。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了：“我谅你也猜不出来。告诉你吧，侯振亚的儿子。”我当时有点懵了。侯大哥不是在空军吗？他跑到这山沟沟里干吗来了？
原来，侯振亚因受“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牵连，文革后不久即被定为叛徒，关进监狱。当时侯大哥已在长春航校学习一年。由于父亲的问题，他被迫离开航校，自己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1974年他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他被当做复员或转业军人处理，安排到闽北山区这个三线工厂。
后来在姑妈家我见到了侯大哥。他的脸上已经没有当年离开学校时的意气风发，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我跟他说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兴地请我到他家坐。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小俩口的小窝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
当时的我颇有些阴暗心理，对侯大哥的景况很有点幸灾乐祸。当年在附中，侯大哥和许多革干、革军子弟一样，家庭出身好，在其他同学面前很有点趾高气扬。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每次重新洗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经过这样的家庭变故后，侯大哥们应该会长大许多。中国何时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才算是从这方面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影响。
一篇网友跟贴：
我们公社后来还来了一批福建知青，他们都是福建省的干部子弟。因父母被打成黑帮，当地老乡不敢接收他们插队。在福建境内无法分配，他们便跑到内蒙，在锡林浩特静坐绝食，要求到牧区插队。他们的行动打动了盟领导，终于同意接收。他们一部分人被分到西乌旗，另一部分被分到东乌旗。分到东乌旗的最终到了我们乌拉盖公社哈达吐大队。
来我们队的福建知青，有一个是已经在长春航校学习了一年的飞行员。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亚。他人很开朗，会拉小提琴，我们经常听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欢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讲他第一次跳伞时的情景，讲他从国家的骄子飞行员，一时间成为无人理睬的黑帮子弟时的心情。他想过自杀，他说他没有想到草原会接纳他！
他还带来他在山东支左时结识的女朋友，一个个子娇小，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很可爱的山东姑娘。后来他们结婚了。这个山东姑娘是个心地善良而朴实的农村姑娘，是生产队长的女儿。当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远离家乡和亲人，追随着当时已经是黑帮子女的侯，来到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干。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热情款待我们，给我们做好吃的，切得一手好土豆丝。正是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安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草原给了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一个栖身之所，让他们从此远离白眼和冷漠，过上了普通人应该过的日子。后来他们双双回到福建，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