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月十八日，七十九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东北军，拉开了亚洲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毫不出人意料地，在日本的驻华使领馆门前，又有爱国愤青们奉旨爱国来了；
也毫不出人意料地，在全国各地，拉响了纪念“九一八”的防空警报；
更毫不出人意料地，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勿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活动。
这已经并不新鲜了，每当共产党面临困境的时候，就会加大力度煸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内部矛盾的焦点。
不过，有一个很严重但是又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共产党有资格这样做吗？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本人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线，国民党乃不得不停止围剿，并撤离剿匪前线。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共产党非但没说半个字要团结抗日，反而沿路截杀准备北上防御的国军部队。然后宣称自己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而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为了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共产党临时中央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称“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继中东路事件（珍宝岛）之后再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断定 “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此时此刻，共产党只字未提“北上抗日”。相反地，为了贯彻上面那个“紧急任务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这个距离“九一八”国耻日不足两个月的日子，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制造了两个中国客观事实，而且再一次公开宣称“武装保卫苏联”更趁中央无暇分兵之际，极力扩张其势力范围。据共产党的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1]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共产党仍一如既往地半字不提东进“抗日”共赴国难。时任共产党领袖的王明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说到此时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在抗日的十九路军中发展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士兵“罢训罢操罢岗”并监视甚至是逮捕自己的长官，破坏十九路军的上下团结。饶是如此，在今天共产党的洗脑教材中仍如是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2]
到了一九三三年，眼看第四次围剿胜利在望，日军又在长城诸口发动进攻，国军乃不得不抽兵北上。共产党依旧是只字不提北上“抗日”，除了沿路截杀北上抗日的国军队伍以彰其“赫赫”武功之外，更将势力发展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3]
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共产党再也没有演绎出自己的“辉煌”。最终仓惶逃出江西。但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却将其称之为“北上抗日”。首先，在逻辑上分晰这是不可能，因为如果他们真是“北上抗日”的话，蒋介石大可放他去打，在外交上也没有困难，因为日本人知道国共不和。让日共渔蚌相争，岂不快哉。蒋介石应该不至于会笨到连借刀杀人都不会吧。
从历史事实看就更不是“北上抗日”了。共产党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04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4]共产党的目的不在于“北上抗日”而是要到大西南开辟“革命”根据地。而所谓的“长征”“北上抗日”则是后来应政治需要编写的诺言而已。
当他们发现这一目的无法达到时，乃不得不再次突围，在碰了几次钉子后（即所谓的“四渡赤水”）最终选择“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从鄂豫皖西逃至此处的张国焘会合。后来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在懋功和甘孜的与前二者先后会合。三大红军主力残部从自己的根据地逃至川北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5]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6]说张是共产党叛徒，其言不足信的话，共产党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7]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间，从苏联得知消息陕北有一支红军，于是决定落脚陕北。
二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
为配合共产国际的政策，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王明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一方面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又“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指出的是，即便是这个言不由衷的“抗日”宣言，也已经是其逃亡十个月之久。
对于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8]
这也成为了“西安事变”的诱因，并打算借张学良的手杀掉蒋介石，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 [9][“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 ‘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10]
但事与愿违的是苏联对此的反应是 “日本阴谋所制造”并且说“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11]
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西安事变，但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不得不将自己打扮成西安事变的调停者。
由始至终，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为国家民族考虑过，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去从“抗日”角度去面对所有问题。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中日总共二十二次大会战，共产党无一与战；一一一七次战役，共产党打了两次，其规模至今还颇有争议；至于战斗，号称在敌后打游击战的专家的共产党居然只打了两百多次。而对抗日的国军，则极尽打击骚扰之能事，单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十月,有案可稽的即达三百九十五次。
而事实上，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就有一个同化中国人的黄俄罗斯计划；现实的因素则是前一个因素的沿续，十月革命以后，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而中国则是他们“东方路线”的对象。
是故，
“九一八”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耻辱也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血泪和苦难还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胜利的荣誉当然更是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
共产党，你，不要纪念“九一八”，
共产党，你，没有资格纪念“九一八”！！！
[1]《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编
[2]《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编
[3]《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编
[4]《中国革命史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5]《张国焘回忆录》
[6]《张国焘回忆录》
[7] 《中国革命史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8]《张国焘回忆录》
[9]《张国焘回忆录》
[10]《张国焘回忆录》
[11]《张国焘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