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官员关心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改革共识尽失的当代中国，“改革即正确”不再是流行的大众认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最近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观点就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可疑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杨伟民说，“应该保留目前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对落户农民工的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农民工落户规模要控制在各个城市的承载能力以内。”这种力学比喻的把戏在经济学里大玩了一把，又被拿到公共政策领域里大行其道。有一个城市承载“力”吗？力学比喻的特征是静态和均衡，而这恰恰不适用于由有理性个体行动涌现出来的复杂现象。制度经济学看来，城市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人口集聚现象。城市人口的数量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服从于城市化降低交易成本与城市集聚阐述的城市内部协调成本的权衡，这种权衡表现在在人口边际变动上个体和组织的进入退出决策，这种决策显然不是发改委或者任何户籍管制部门所能胜任的。但是杨伟民认为存在一个客观可测的城市承载“力”，这个“力”一旦测量出来，可疑精确地计算出某城市某年吸纳新进城人口x人。而非专业人士常常也非常容易被"城市承载力"的错误观点所打动，因为，一座城市的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如自来水、煤气、道路等在短期之内的确是个常量，超过这个常量的人口如何满足其基本供给？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第一，人均用水量、用气量并不是刚性的，尤其在定技术创新和观念的变化条件下；第二，生活基本品和其他非基本产品只要服从价格机制，价格信号会对城市扩张速度给出远比任何机构更加精准的信号。也就是说，价格信号会引导新的基本生活品供给扩张，如果基本生活品扩张受到无法克服的自然条件限制，例如缺水，价格信号也会对于新进城者给出强烈警告，同时给予在城中人给出强烈信号。关键是价格信号不要被完全阻断(即路径依赖的原因，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允许存在)。而且，对于城市化不能理解为单一方向的人口流动，正确的态度是开放的，既有进城的、也有出城的。
二、可疑的“阶梯放水，逐步开闸”。杨伟民说，这就是“阶梯放水，逐步开闸”，竖立在农民工和市民之间有道“大坝”，要让市民这边的水往农民工那边流，到实现了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的水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的水一致，两边的水就平了。这种工程技术比喻也很容易打动人。杨指出的是在现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农民和农民工享有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巨大差距，并指出解决这个差距的方法应基于渐进策略，所谓“逐步开闸”。我们追问的是，谁在城乡居民之间树立起来这种闸门，造成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这堵闸门存在的历史条件还存在不存在，其正义性和合法性是否经得起考量，如果是个应该判死刑的“罪犯”，我们是一刀一刀把他割死，还是一针注射了更好？如果现行户籍制度寻在的历史条件已经面目全非；如果承认其正义性和合法性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无条件废除户籍制度。况且，无条件废除户籍制度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民一夜之间涌入城市，废除户籍制度与城市化进城是两码事，一个是正义不正义的事情，一个是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现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行城乡二元新型种族隔离，宪法和法律倒都赋予一国公民享有同等基本权利和福利(福利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本人支持救济意义上的福利制度，但如果当前有超过救济水平的福利制度，那么应给予所有国民相同待遇，所谓“国民待遇原则”)。现行户籍制度的歧视性显而易见，无论农村居民是否有进城意愿，用户籍制度予以严格区分是不正义的，经不起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考量，甚至也经不起现行宪法的考量。对于这么一个事关正义的问题，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罗宾斯式的成本收益的“计算器”头脑，计算入城成本、城市承载力？事关正义的事业，无关任何经济计算的事。如果我们的心底里寻在一个超级理性，就会计算那些宏观数据和平均成本数据，以此取代无数当事人的分散决策。
三、简短的总结。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统筹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市化进城等当前热点事务上，我们需要带有根本性的反思：改革是对先前计划体制的反动，因此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推行改革。总是把经济发展工具化，总是试图把城市规划赋予某个超级理性；总是企图掌控自发生长的城市化进城和人口自发流动，这就是以计划经济的思路推改革。这种改革或者走向旧体制，或者不能成功。近十多年来，改革共识在公众中是如何丢失的？就是这些计划思维的“改革者”以改革的名义为旧制度招魂中丢失的，就是这些计划思维不散的理论工作者改头换面不断用计划思维的改革策略影响决策当局和大众舆论时丢失的。我们并不是反对在改革中采取积极稳妥的改革策略，但这不是为含糊目标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