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六国语又如何 作者 王佳佳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1948年没去台湾。父亲是大孝子，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是抗日英雄，腿受过伤。他还是搞高科技的学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亲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2年，监外执行，接受群众管制。我们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伪官吏，全家老小成为反属，受尽歧视。不管怎样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还是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个总工程师的职位。
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开始了。他们要父亲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散会。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
1958年10月8日下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大门敞开，人群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大娘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当时如闻晴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进门一看，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哭，家里乱作一团。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善良、最英俊、最慈爱的父亲。他高高大大，是个很帅的男人。他经常带我们去放风筝，教我们打篮球、滑冰、游泳，好像一个天才、全才。他会英文，通六国语言，会拉小提琴，经常带我们去买衣服。这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被抓走？母亲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了解你们的父亲，他是个好人！”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我们一次一次去找，只听说他是高科技人员，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们在利用他一技之长的10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从此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了我们，连我的亲姑姑也与我们划清了界限，怕受株连，断绝了来往。那时我们5个孩子还小，全家6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在时，她很少出门，从未工作过。我是二女儿，我说我不要上学了，可以帮助她干点活。母亲不让，她说我们还小，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来承担。
我妈妈也是知识分子，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放弃了公社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挣的钱很少。她请朋友帮忙，在环卫局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只因为口粮定量高一点。每天半夜2点钟上班扫路，白天保持，收路边的垃圾。原来她没有干过体力活，我们一再劝她不要干，可她坚持要去。一天下来，母亲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会抡那个大扫帚，可一扫就是4小时。她说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静，可以痛痛快快流泪，没有人看见。就这样，她坚持了10来年扫马路的工作，最后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茧子。
60年代初，可怕的大饥荒来了。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我们家幸存下来，没有被饿死，是母亲为我们付出了最勇敢的代价。那时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看着几个孩子饿得是皮包骨头，母亲便在休息的时候背着口袋到菜地里捡来大头菜叶子，给我们煮着吃。春天，我们几个大孩子上榆树林撸榆钱，撸榆树叶。母亲掺着苞谷面，蒸了好多榆钱、榆叶发糕。我们吃着树叶，挖着野菜，竟然活过来了。
有一个场面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我在中专上学，吃集体伙食，一日三餐只有3个黑面馒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那顿黑面馒头留下来。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攒下的6个黑面馒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楼下的电线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兴地跑过来抱着我说：“二姐真好，又给我们带馒头回来了！”一边说一边跑回家送给妈妈，先给妈妈吃。看着他那天真可爱又可怜的身影，我心里无比的辛酸和难过。
刚刚度过难关，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文革一开始，母亲吓死了，说：“我们又要开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在外边要小心，少说话多干活，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说着母亲点着炉子，把家里的所有藏书，古今中外的，全拿出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亲的技术书。母亲说，一样不留，统统烧掉。一本本的书全被扔到火里了。眼看着我们喜欢的小说就这样被烧掉，我们只想哭。整整烧了3天3夜，最后剩一本精装英汉大辞典。母亲抱着它不舍得扔到火里，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扔了进去。她说：“这一本书是你父亲的，我们不能留下。如果叫他们看见了，不知又给我们扣上什么恶名——最好还是扔在火里烧了。”过了一会，母亲又想从炉子里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她流着泪说：“这是你爸爸的宝贝啊，将来怎么和你爸爸交待啊！”这一幕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细看就一步迈进家，只见妈妈在伤心地哭。看见我回来了，她说：“刚才街道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我问拿走了什么，母亲说：“家里破破烂烂，他们看没什么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后把我给你们出嫁时准备的首饰盒收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 母亲越哭越伤心，我一把抱住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们身边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过火，母亲看到我们5个孩子，4个女儿1个儿子，越长越漂亮，很高兴又很担心。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打砸抢成风。母亲怕我们出什么意外，赶紧托人给大姐和我找对象，想把我们嫁出去避风险。我们姊妹虽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长。可是我们不可以考大学。大姐考音乐学院，术科合格了，最后政审被刷了下来。我三妹钢琴弹得好，也报了音乐学院，术科也合格了，还是因为政审给刷了下来。我当时喜欢体育，冰滑得好，想考体院，最后因为成分不好，还是放弃了。
因为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最后，我大姐找了个在外地工作的，清华大学的，是资本家臭老九。我三妹当时中专毕业，因为家庭问题，受株连被分配到山西一个三线工厂。母亲对我说：“你给我们改改门风吧，还是找个工人吧。”当时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学校里处了个男朋友，因为我成分不好，最后也跟我断绝了关系。在痛苦之下，我答应嫁给一个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届，正符合下乡条件，最后下到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家里只剩60岁的母亲和不到15岁的小弟。
我成家以后经常回家照看她们。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邻居都在我们家，一个邻居告诉我：“你妈妈和你弟弟被楼下老马家的几个大小伙子给打了。”我说为什么，邻居说他们说你们家是反属，打的就是你们。我进屋一看，妈妈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气得二话没说，冲下去要跟他们拚命。妈妈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你打不过他们。这个世道没理可讲，我们不挨打谁挨打？我们就忍下这口气吧！”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我只好忍了，抱着母亲和弟弟痛哭失声——没有地方诉苦啊！
1973年我们突然接到父亲被释放的通知书。这是个震惊我们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监狱接父亲，可是当见到他时，我惊呆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手脚抽搐，不能自理，拖着一条腿的苍白衰残的老人。这哪里是15年前我的父亲，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我没有马上前去相认，还是他先认出了我们。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姐妹俩抱着他，叫着他，父女三个哭成一团。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父亲跟我们讲，他几次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挑着两大筐砖，走到4楼时，眼前一黑，栽了下来。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没有死。他有个心愿，他要见到我们。还有一次在水库干了3天3夜，第三天昏倒在水里，但他又没死，他活过来了。
他说因为他懂高科技，会6国语言，让他翻译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头发全白了。他们告诉他，好好干可以提前释放，可是到头来不仅没有得到提前释放，反而多关押了5年，释放时已被关押了15年。父亲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亲人，但是当他真的见到亲人时，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他心里痛苦极了。就这样，到1976年，会6国外语的父亲得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补白：我3岁时第一次在监狱里见爸爸巫宁坤。爸爸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爸爸发来一封信，说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3年大饥荒，他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5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是最后一面。文革时候看大字报，揭露爸爸的“反动历史”，我一算，不对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号才出世啊，他4月17号就被抓走了，怎么会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时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红卫兵叫我写我爸的大字报。我那时候才8岁呀，小学2年级。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把我那个署名的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期间，夜里关起门来偷听美国之音，学英文。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由于父亲是右派，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当时人家都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可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
后来我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我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我，说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巫一毛
同学相煎何太急 作者 王友琴
同学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月以后，同学不再一同学习，而是同学相煎的事时有发生。迫害同学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只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
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的报刊，当时发表了很多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年轻的学生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身边，或紧握红色语录本，眼含热泪朝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东方红》响彻云霄，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喊，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煽情、迷狂，透着邪气，有人认为热烈红火，激动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另一种从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红卫兵的许多同学，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禁止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被体罚、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劳改队。另有一些同学被迫自杀，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学稍作抗争即被同学严厉惩罚，甚至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一位被访者说，那时，她的中学里，大门外大门里，教学楼门外门里，教室门外门里，教室前面黑板两侧和后面墙报栏两侧，贴的都是这副对联。整个校园，凡有门的地方都贴上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其他中学的情况与此相仿。这副对联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当时在厦门读中学的受访者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当时官方报纸天天发表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有关这副对联的一切信息（被欢迎程度及其残酷效果）却从未见诸报刊。当时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这副对联，或怕这副对联的人是鬼。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英雄，自然而然，他们自己就是好汉。
该联起源于北大附中（该校也是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6月，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7月1日该校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以前这种会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却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文革前也强调家庭出身，也给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级分明。
与此同时，一些新词也开始流行，如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乱贴。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这副对联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推广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谁上台讲话，先报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上台对对联表示异议，在台上就被几个同学围着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认可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没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大会上，红卫兵反复大唱《对联歌》，歌词如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滚他妈的蛋！（呼口号）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时，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却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实际上，从北京传遍全国、到处流行的还是原来的对联。
后来这副对联成为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刘、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至死，但那时还在台上，是最高权力圈中人。革命干部的定义有变化，起初凡共产党员干部都是革命干部，后来变成1949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才算革命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1945年以前参加中共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
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被邀上城楼的是极少数。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没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区工人最多，石景山区就没有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红卫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这些都是特权，不是人人都能参加的。
在上海复兴中学，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在北大附中，红卫兵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分，窄的部分贴着“狗洞”，属于“混蛋”系列的同学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当时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个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种种特权是客观事实，但是社会舆论对此总是持批评态度的。《水浒传》里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依仗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熟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儿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这个熟语严重变质为：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学和同龄人的特权。这在古代文献中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恶，有些历史上有先例，有些却是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比如在这副对联影响下所产生的罪恶。
当时既无电传，又无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用电话，可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另有部分青年对这个说法默然承受，这种趋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的同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在清华附中读初二的女儿，在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被拉出队伍，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华附中高三63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班里4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这4同学被打成重伤，又被罚劳改。有人至今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高二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分子，被同学斗争后喝敌敌畏自杀。还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卧轨自杀，未死，致终身残疾。
在北大附中，这幅对联一出笼，出身好的同学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理都不理。7月1日开会时，出身坏的同学被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动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初一四班女生万红，父亲是右派，该班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门外。这时同学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先挨彭一皮带。万红被拉到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高三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对红卫兵“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于是其他学校也纷纷跟上，展开折磨同学的竞赛。在北京八中，初一实验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阴阳头，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进厕所，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沙子。
在北师大女附中，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班会上，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大标语，全班45名学生，10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10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坏的其他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勒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要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杨姓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工作，黑板上写着：“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该校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该队长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安眠药自杀。幸亏安眠药量不够大，昏迷了几天。虽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四中，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追打，因据说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解救。在北京矿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头。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学生郑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在北京一中（鼓楼附近），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关人、打人的地方，有13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学校周边的地富反坏右资、校长、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
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和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级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集体关押，强迫劳改。高一三班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塞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很远，可没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资本家出身的学生王一民被斗后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一女生李晓琳被吊打。她的父亲是教授，算是坏出身。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通令，规定红卫兵纠察队“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一中，该校红卫兵到北京受毛泽东检阅（1966年8月18日）回来后，通知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一位当时是该校学生的被访者称，接近会场时，他听见里面有吼叫声。从门缝里看，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黑五类学生。他犹豫再三，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家庭问题。此后，他俩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八中（现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交代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一些当年是大学生的被访者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劳改队，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某班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刘学燕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同学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此后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
有的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学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学习的儿子参加了打父亲。姜被打死后，儿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况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脱离关系而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甚至被杀害。
在这场同学对同学的大迫害中，理论（那幅对联）尽管粗糙，但指向（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很是明确。一大批学生由于其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切割出去，变成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这种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没有例外。发生这类事，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遭受同学的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为对反抗者的惩罚极为严厉。以下是四个反抗并遭严惩的例子：
例一：直接对抗。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曹滨海的家。曹的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此时已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发生争吵，并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该校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3个人。另外两个人是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天后，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二：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学生，该校离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老师和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100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异议。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不能当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时，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他抓进校内监狱的小院，一进院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仅19岁。
例三：自杀。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10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根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10年后，1979年，她和全国所有因“恶毒攻击”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四：理论上反对。典型代表是遇罗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遇罗克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提出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字样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以此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学的丑行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劳而获高级地位。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一部分人可不须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即可获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团虽然也强调家庭出身，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
清华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前成立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小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组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该小组阵线不清。文革前，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线之后才有优先录取权。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就废除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文革前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任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红卫兵追求平等之说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和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1966年8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竟能动用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红卫兵可以用以召开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3万户，上海红卫兵抄了10万户，武汉抄了2万1千家。红卫兵组织还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人类历史上，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1966年8-9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从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数。还有一些人在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
之三：暴力压迫中有快感。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班上一个原本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走路也变得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体验。
之四：虐待同辈可以彰显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为的是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比如上文写到的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的家，并打死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竞赛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如果出身不好，会因这些长处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期间却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分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同辈虐待。迫害他人可以显示出迫害者的优越性，对同辈人的迫害更能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红卫兵运动导致的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影响中国社会10多年。影响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复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煤炭部部长张霖被打死，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1968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数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指称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改变。
之三是公道毁坏，私德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可奈何。生活中较为平等、欢乐的同学关系被摧毁。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变得无比冷漠，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整个社会被操纵和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记住吴维尊 作者 萧若枝
吴维尊1926年生于浙江东阳，清末名臣袁昶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2%81%E6%98%B6（庚子事变因主和被慈禧太后处死）的外孙，出生时母亲为他取名以巴弗（以巴弗是一位曾与公元一世纪的圣保罗一同坐牢的基督徒）。1949年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一生留下100多万字的牧灵著述。
中共建政后吴维尊为神打的第一仗是直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是一派胡言。当时上海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时，每一个人都要写总结报告，谈自己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作为该区一名中学老师的吴维尊，经过祷告，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政治老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吴维尊回答说：“老师啊，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
基督徒饭前必谢恩。1957年反右运动中，吴维尊仍然坚持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守安息日。不久，吴维尊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小组学习，要把干部改造成具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人，吴维尊却公开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
1964年四清运动时，吴维尊写信给一位年轻人：“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
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举动使公安局更加注意吴维尊“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的问题。1964年7月30日，他被捕了。从世人的角度看，吴的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不识时务。吴维尊则心中确信，坐牢不是他自己喜欢坐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坐的，而是主的带领。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做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来听从主的旨意。因此，一进监狱，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的争战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第五个问题是“你对全国基督教界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识的”，他写道：“圣灵突然拦阻我，不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了。要说明的是，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第八次审讯时，审问人员恼怒地说：“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
1967年2月，吴维尊被判无期徒刑。收到判决书后，他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吴维尊饭前照常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监狱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吴维尊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他们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吴维尊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
半年后，吴维尊被戴上一副重手铐，他仍然坚持不让谢饭就不吃饭。狱吏组织七八个犯人教训他，其中一个犯人一拳打在吴维尊下巴上，致其满口流血，滴在身上、地上，又左右开弓，狠打他的脸颊。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萦绕在吴维尊的耳中：“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主的话成了吴维尊争战时手中的得力武器。反复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宣布批斗会结束。看守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改造，你觉得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道：“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做什么，或是犯人对我做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意。”
有一次，吴维尊坚持禁食七天之后，狱方数人强行给他进食。他们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吴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检察院对吴维尊的起诉书中有这样的记录：“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吴维尊被转至宁夏服刑当劳改。那时正是文革高潮期，吴维尊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对改造。他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曲，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有一个队长还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吴维尊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仍然是“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吴维尊决不吃不经谢恩的饭。不吃饭到了第五天，他已极度虚弱，还被迫受罚跑步。到第七天，又遭四个人殴打，直到把他打昏。然后是灌食，呕吐。劳改队长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秽物舔干凈，他就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呕出物舔干净。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被打的创伤一年多后才痊愈。
中国史书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吴维尊虽然忍受酷刑，没有屈服，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不恨我们”，吴维尊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呢。”
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允许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吴维尊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
1970年9月，吴维尊被调到管制最严厉的一个组。再难改造的犯人，到那里后也都会被改造过来。组长对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一，吃饭前不祷告谢恩；二，念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做到任何一个就行，随他挑选。他立刻明确告诉组长，这两个要求，任何一个，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他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吃饭谢恩。吴维尊在主面前思考这个问题：《圣经》教导要“敬畏神，尊敬君王”，还教导“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想清楚之后，他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有门儿，有门儿！”也有几个人不满意，因为他说的不是万岁或万寿无疆。另有人说：“慢慢来，有希望！”那天他们对吴维尊好得不得了，三顿饭都给他吃得饱饱的。
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他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吴维尊还是不肯改口。他们气极了，不给吴维尊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呢？”吴维尊回答说：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厌恶，不喜悦。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一百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靠着主的恩典，吴维尊守住了。此后，劳改队的干部不再干涉他吃饭谢恩的事，虽然谢恩仍然算是违规。在狱中，吴维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说：“感谢主！我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坚持说“不”，坚持反改造，监狱里那些种种规矩丝毫不能束缚、捆绑他。
到1979年，一同转至宁夏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只剩吴维尊一人，其他人都已陆续获得减刑释放。许多人劝吴维尊也申诉要求平反，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申诉。
1981年春季，狱方宣布对他实行减刑，再过6年，他将被释放。宁夏高级法院的裁定书上说，吴维尊劳动积极，遵守监规纪律，证明他“确已悔改”，因此予以减刑。
吴维尊决不认同这个说法。6年后的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迫出狱。当天他写了致宁夏高院的《出监日呈文》，文中一再申明自己根本没有悔改，从来不曾悔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无悔改的行动表现。”
他说他1964年7月30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自第一次预审起，除了确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凡涉及所谓“罪行”的询问，他“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半年后在中级法院审判庭上，“我除了姓名之外，只回答一个提问（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我是基督徒），其他询问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服刑20多年至今，凡与“认罪”或“改造”有关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20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我）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我）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至于裁定书上所提到的，我‘服从管教’这一点”，“监狱对我所进行的数不清的改造与管教措施，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服从，通通拒绝，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今天”。
吴维尊说，服刑期间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大事，或小到一句语、一个举动，“是真正从我悔改出发说的、写的或做的”。对我“一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为什么一定要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硬加上一个虚假的‘悔改’名义，给以减刑并到期释放呢？何况，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趁这个错误裁定之机钻空子，作出将错就错，冒‘名’顶替的恶事。我非但不是‘确有悔改表现’，而恰恰是‘确无悔改表现’，全部是不悔改表现，根本不具备可以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而只能仍是个无期徒刑犯人。”
“既然这六年来，法院没有收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名不符实的错误裁定；而且我作为被专政的犯人，又根本没有资格硬要法院如何做。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逼’得我没有别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我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19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我这样作，是让法院有充分的足够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和重新考虑。如果有哪一天，那个错误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当然也意味着恢复了我所原有的无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则我将立即欣然结束这个禁食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被迫出狱之后，吴维尊拒绝离开监狱。狱方“被逼”无奈，最后只得在大墙外为他收拾一间14.6平方米的陋室中，让他在监狱外“服”无期徒刑。他的逻辑很简单：他没有“悔改”，因而不能接受政府强加给他的因悔改而获得的释放。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他写下最后一封给自己的亲人的信：我之所以坚持做一个“大墙外的无期犯人”，是神“既要我顺服和接受监狱（政府机关）的执法（与我悔改与否无关），出到大墙之外，又要我坚决拒绝和抵制法院的弄虚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说成是‘确实悔改’了）”。“不管我衰老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各家各人都不要来银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来，谢谢，千万不要来）。我始终是监狱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窑，都是最正常的事。什么都挡不住我在末日与众圣徒一同复活。监狱单位只是我在世上长住又暂住的家，直到复活后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必朽坏的肉体只能仍归土，而不朽坏的灵体才能与主同进不朽坏之神永远的国。（出狱）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待我好，照顾我；这一点，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谢政府，特别是感谢监狱单位。”“主若许可，我每年写一封简信给你们各家；何时死了，我请多年经常与我交往密切的刘万新老弟兄，打电话告诉三哥家，并请三哥转告你们各家。愿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与你们各家同在。”
20天之后的2002年12月21日上午，一对年轻夫妇前往探望吴维尊。敲门，无人应声，翻矮墙入内，吴维尊服装整齐，带着眼镜，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经被爱他的主接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