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史书说到袁世凯出山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他阳奉阴违，实施“拖”字诀。查上表不尽然。
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打响，朝廷开始并没有重视，到14日才正式向袁世凯发函征召。袁第二天回信婉拒。
观袁世凯一生，这“婉拒”是他从中国士大夫文化学来的臭毛病，好事坏事都要“谦虚”一回。每到关键时候，他都要如此这般一番。实在为笔者蔑视。
从上表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军人袁世凯还是有职业道德的。这期间他一边熟悉情况，一边根据经验已经在给中央打报告，支招。
20日，袁世凯提出了“袁六条”。细看这六条，发现袁似乎在为天下所有“被压迫者”说话。
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是为当时势力最大，也最为我等后人忽略的各地“咨议局”和立宪派说话。
各地大大小小的“咨议局”，其实就是各地大大小小“乡绅”的大本营。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特别看重这拨人，认为中国历来文官体系里最闪光的地方就是官僚体系到县一级为止，下面的事情交给宗族和乡绅“免费代理”管理。他老先生认为谁赢得这群人的拥护谁就得天下。
太平天国从南到北一路得罪了多少“乡绅”，最后被乡绅出身的曾国藩、李鸿章率领的团练给消灭了。
宽容武昌事变人员和解除党禁是为激进派立言。袁世凯在当时算是老体系中人，但是他也知道“统一战线”是一大法宝。他将自己定位为中间偏左人士，团结左派和极左派，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
最后的总揽兵权和宽予军费才是老袁利之所在。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老袁将这两条放到最后，给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感。
这回清廷特爽快，第二天便默认了“袁六条”。于是老袁不停地上奏，不停地支招，清廷不停地“从袁之奏”。其实袁已经渐渐地参与指挥了。时间最早可以推到清廷正式要求其出山的第二天。
《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10月27日从北京发给伦敦的电报如下：
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务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在与起义军交涉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朝廷执政期间类似的事件只发生在曾国藩时期，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
朝廷至少开始吐出它所囤积的财产。有一道诏书的内容表明隆裕太后从她私人的金库中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第二天！这还算慢吗？
清廷正式征召的第12天，袁世凯变间接指挥为直接指挥，出发上前线了。袁的轿夫班头冯培德说：
他于九月初九由安阳动身，当天到郑州，第二天驻信阳，第三天到孝感，第四天到达目的地。袁世凯先到医院慰问伤员，分赏给伤员每人一些银子，还叮咛医方好生医护，搞好生活。随袁同往的姨太太还向伤员赠送果品，深表慰问。袁的此举，士兵颇受感动。
一个第二天，一个第十二天，何来个“慢”字？这对一个离休已经三年，完全脱离军队体系的“老干部”来说不容易了.
不久，袁世凯阔别三年后又回到北京，莫理循在给伦敦的新闻中这样描写北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场面：
北京，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皇位的觊觎者，抵达了三年前自己被罢官的北京。今天他由2000名士兵护卫，并被政府热情地接待。为了欢迎他的到来，政府发布了公告称京城附近的军队都由其掌控。
……有一群安静并且秩序井然的人从火车站到他的居所夹道欢迎他的到来。
袁世凯看上去很强壮，最近有报道称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也成了他一再推迟应满清政府之邀到北京的借口。
政府继续在北京集合满族的军队，但是很快就无法再支出军饷。人们不认为中国人能够在北京地区集合到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来抵抗进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因为政府无力从各个省得到收入，因此北京迟早会被攻占。
摄政王载沣是12月6日才辞职的。从《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可以读到一些细节：
北京，12月6日——皇太后今天发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的布告，签字者为内阁的成员。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并且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
布告也解释了由于复杂的局势，人民很伤心，国家也陷入混乱中。布告中说摄政王觉得他的遗憾来得太晚了，并感觉如果他继续在此职位上，他的命令很快就没人会听从。
布告继续说：他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我，皇太后，居住在皇宫中，是不知道国家的事务的，但是我知道存在反叛，争斗也在继续，这引起了灾难，而我们的商业也受到了恶劣的影响。”虽然摄政王有自己的雄心，但是他是诚实的。由于被误导，他危害到了人民。因此他的辞职被接受。
退休的摄政王每年将从皇室得到一笔总数为50，000两(大约30，000美元)的补贴。
载沣对政治没有兴趣，做摄政王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而毫无乐趣的负担。
载沣要生在百姓家就是骆驼祥子：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留饭照例是淡漠敷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亲戚本族的婚丧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他不是崇祯帝，当摄政王当到国破，他还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慈禧真是看走眼了，偏让这么个单薄身子的骆驼祥子，拉这么重的帝国老破车。大清能不亡吗？
丑媳妇怕见公婆，袁世凯是1911年12月28日才觐见皇室，谈清室优待条件的谈判细节。
《每日电讯报》驻北平记者第二天报道说：
根据新闻，昨天袁世凯、太后和亲王们会谈。在皇宫中出现了戏剧性辛酸场景。一些王公大臣哭道：臣罪该万死，隆裕太后再次昏迷，整个皇宫中充满悲戚。
想当年“窃国大盗”是“救世主”
又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窃国大盗”袁世凯那么受欢迎？
1909年到1912年，袁世凯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袁世凯还在洹上村时，便有人观察到袁开始渐成香饽饽：“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二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
所以费正清说：“他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
总结一下，大约有六种人对其有好感。
第一种人当然是以北洋军人为主的军方。请看1912年2月2日《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昨天袁世凯的军队散发了传单，威胁说如果袁世凯少了一根头发，士兵们会杀掉所有应该负责的人。
瞧瞧，这时的清廷还未宣布退位，袁世凯的军队已经公开打出“只认袁世凯”的旗号，让宗社党人心寒。
第二种人，清廷中的改革派，也就是立宪派。袁世凯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立宪派的首领是张謇，成员大多为封疆大吏和各地的“咨议局”议员。
第三种人是汉人。1909年袁世凯开缺回老家彰德府后，汉人把这看成是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袁出不出山，被很多汉人看成是满清“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指标。“当时我们认为汉族人做官，再有权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就对自己的前途也有些担心。”(唐在礼语)
第四种人是革命党人。他们将袁看成是革命的同路人。这可以从孙中山1911年写给伦敦金融家，要求英国“风险资金”投资革命时的一段话看出：
北京周围的七个师是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创立的。因为他新近被北京政府降级，所以，这些部队对北京政府的忠诚度被大大打了折扣。虽然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未达成任何约定，但我们坚信他们不会为满清政府卖命。……实际上也将保持中立。
看到了吗，袁世凯还被孙中山作为投资筹码开给了老外。
第五种人是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京城里的百姓。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
北京的旗人怕革命党来革他们的命，大伙儿日日盼着袁世凯来操这个和局的盘。当清退位诏书发布后，唐在礼是这样形容京城百姓的高兴劲儿的：
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换了朝代了，这是共和的天下了，这样就用不着打仗了！”
瞧，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像铁良等宗社党死硬分子们这样“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的，毕竟是少数。
第六种是外国势力。经过一百多年的打打闹闹，各大国在华都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民主”、“平等”这些词敌不过各国实实在在的在华利益。
庚子事变证明，袁世凯是保护洋人利益的最恰当人选。英国公使朱尔典声称：“没有人比他更适于充当汉人与满清皇室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了，他是汉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说：“还没有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于袁世凯一人。”
法国也将袁世凯看成是“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
德国驻华大使认为：“如果人们置袁世凯政府命运于不顾，让可以引导到一个混乱局面上去的一些未成熟的或超出这个目标的政治企图自由发展，则其危险将会更大。”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告诉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拥戴袁为首届总统。
实际上连当家的隆裕太后也少不了袁世凯，甚至将袁开缺回籍的摄政王载沣这回也眼巴巴地盼着袁世凯来收拾残局。
张国淦在《洪宪遗闻》中记载了袁世凯把兄弟徐世昌亲闻的一段话：
辛亥武昌起义，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此皆余之所亲闻者。
那桐的话代表了清贵的心声。
从全国范围来说，这时候袁世凯的执政基础可说是空前的广泛。真可谓万千宠爱集一身。
为什么？
因为举目远望，袁世凯浑身确实有诸多好条件：
1.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于革命有功)
2.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稳定因素的保证)
3.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各省咨议局议员喜欢)
4.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贵指着他得到退位优厚待遇)
5.列强的不二人选(能保护人家在华利益)
6.能干(工作经验丰富)
7.受过不公正对待(为汉人受过)
8.人缘好(为他说好话的人多)
9.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最大公约数)
《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胡政之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历来不团结的中国人，那会儿要求袁世凯出山的呼声，可以说是百年难见的意见统一。
这种情况我只在1979年见过，那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后，举国一致要求把经济搞上去的焦急心情。
历史有时是简单的重复。
不了解这个基本事实，会真相信孙中山傻，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老袁。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半新半旧最受欢迎
袁世凯(1859年生)就是个清末的50后，和孙中山(1866年生)这个“美籍华人”60后不同，袁世凯接受了全套的儒家应试教育。
清末50后见证了甲午战败、庚子之乱和日俄战争，有求变求新、要求立宪的一面。但是对共和的支持一直是不完全的，他们习惯了的领导方式是独断专行、个人至上。
辛亥革命后，清末50后正处在风华正茂期，不似70后的强调专业精神，80后的海归革命党，袁世凯的“旧瓶装新酒”，或曰“新瓶装旧酒”特别适合当时的大众口味。
说到底，袁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
对于突变时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芸芸众生来说，没有比找一个熟悉的人当这个乱世的“家”，更让大伙儿睡得香了。
政治也是一种买卖，是买卖就得服从做买卖的规律。一个好的商品只有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正确场合推出才会得到消费者认可。
袁世凯就是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正确场合重返历史舞台的“好商品”，而且是既陌生又熟悉，让人有点儿小别赛新婚的刺激。
对这位袁同志，您说他新，人家的确是清廷这个“傻瓜二代”里改良升级过的新产品。您说他旧，他也的确是旧，说话办事让老同志都能明白。
然而，他最具杀手锏的是，市场适应性强，“可新可旧”。
袁开始发誓说：“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这时的他顽固地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坚持大清帝国的领导，坚持大清帝国领导下的君主立宪制。
武昌起义一月后，袁世凯亲笔手书往见黎元洪，宣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但是形势比人强，南方数省相继独立，革命形势呈燎原之势。“变色龙”袁世凯闻到了，他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思路，改变了说法：“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王锡彤《辛亥记事》)又开始了“言抚进而言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武夫冯国璋不能深刻领会领导的新思路。一个月后，袁世凯派识大体并了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军统领。段到了武昌，“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黎副总统历史》)
最后，袁世凯正式委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上海，与民军先后五次谈判，最终也达成了“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但“南方须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协议。(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短短半年不到，从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到引为同志，这个弯子，北洋一大批青壮年下属都转不过来，一口一个“老夫”的老首长转得既爽气又利索。
这就是“可新可旧”的袁世凯。难怪袁的同乡、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王锡彤曾指出：袁世凯“一生得力处在乘机以立功”。
袁世凯还是一个“亦新亦旧”的人物。
说他新亦新：办洋学，唱洋歌，抽洋雪茄，让妻妾学洋文，让儿子去洋夷首善之地的伦敦求洋学，自己编练洋式军队，厌恶太监制度，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实业，废除士兵见上级要下跪的陋习；就连基督教，袁世凯都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有很大的兴趣；死后还要求墓穴采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濒河庐墓形制修成。
说他旧亦旧：认为娶妻妾多少是男人有无本领的标志，喜欢女子裹小脚，想当皇帝，骨子里不喜共和，“仇视农民起义”，“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纽约时报》语)最能证明他“旧”的是在他生命走向终点时所演的三场“老戏”。
顾维钧对袁的结论是：“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袁的新旧是这样说的：
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