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50周年，从去年人们就开始纪念了。昔日二、三十岁的人，现今已经七、八十了，而当初稍微长些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如果再不纪念，百万右派就没人能见到这个日子了。大半年来，右派老人们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近千名右派联署要求索赔。不管赔不赔，但这是站立，是迎面碰撞。再就是4月初，数十老人在北京组织了反右五十周年纪念会。他们提出：反思历史，开放言禁，推进民主进程。并表示，“一定要把此生的苦难写成文字，留给儿孙，留给历史，决不允许这段荒唐罪恶的历史，被湮灭，被割裂，被埋葬！”不能不为老人们感动，这是勇气与抗争，是扑倒灵魂的升起。黄河清先生为此会赋诗“五十年觉反右梦，醒来耄耋古稀翁。挺胸仰首轩昂意，多少辛酸泪血融。”
二十年前，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先生曾发起“反右研讨会”，而被当局勒令禁止。而今，当局对此会是监而未禁，大势所在，挡而愈烈。历史毕竟是进步了。从另一角度说，权力也是脆弱的，对于一个崇尚权力的民族，什么时候我们能清楚权力的有限，让它在它该在的位置，我们的社会就成熟了。
50周年，半个世纪，我们的民族应该纪念中国的右派－－包括那些准右派，无论他们尚在或已经不在了，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悲哀和尊重。他们的不幸是民族的不幸，是中国文明与精神的不幸。圣西门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几百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反右清洗中国百万知识精英，民族退到蒙昧时期，整个国家交予一个人的虚妄与权力，中国坠入疯狂，于是是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
二
我们纪念反右，但也该纪念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胡风集团……。人们总是说反右是毛的错误，似乎以上便是对了。如果否定反右，却肯定土改镇反，那就是内讧，而非道义。反右不是孤立的，也非偶然，其和以上运动是一致的，均是建立极权制度之必要，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次序过程。由农村到城镇；由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由打倒地富、到收拾资本家、到整治知识分子，中共极权制度是分步建立完成的，最终控制住全民和国家。我们完整地看，就知道反右并不奇怪，极权一定要收拾知识分子，使之屈从。因为极权需要控制思想文化，由此才能控制民众意识。而思想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地盘，并由其掌管；极权要抢占这个地盘，因此需要拉下知识分子，夺取他们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还不算，他们还要奴役知识者，使之服帖，为党服务，因为权力本身没有管理文化符号的能力。明此，就知道反右在极权是“天经地义”，因此毛说是“阳谋”。
对于建立中国极权制度，土改最重要，也最惨烈，其奠定了中国极权制度的基础。中国是农业国家，乡村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中国乡村的主要特点是：1、私有制；2、氏族社会；3、社会自治；4、宗族伦理秩序； 5、儒家意识形态；6、乡绅是乡村社会的代表和领导者。综合这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非常稳固，即使改朝换代，其也不会变动；特别要注意中国乡村是自治社会，国家政权一向不介入。因此中共要建立极权制度，必须要摧毁传统乡村社会，打翻地主阶级，在数百万乡村建立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这是土改的核心，也是中共建立极权制度的基础，否则便控制不了农村和数亿农民，极权权力便将架空。土改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农村10%的人口3千多万人——地富分子和家庭成员，沦为贱民，被剥夺土地和财产，遭受各种歧视和迫害。中共以分地，发动阶级斗争，夺取农村政权；而他们的政治目的一旦达到，就收回农民的土地，为国家所有。由此中共彻底控制了中国数百万乡村和数亿农民，包括其经济、政治、意识、居住和劳动。中国极权制度有了坚实之基础。
镇反在土改中便已开始，由乡村到城市——主要是城市，这是一场全民的政治大清洗，以巩固新政权。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城市土改，通过政治清洗，党在城镇建立它的各级权力。镇反比土改更彻底，国家直接动用暴力机器——杀、关、管，清除新政权的敌人与障碍。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 1951年初毛泽东批评镇压反革命不利，说：“上海是一个600 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根据毛的建议，中共特别召开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1951年3月天津处决1500人，毛赞扬说：“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1954年，公安部公布：镇反中全国共捕262万人，其中杀 71.2万人，关了129万人，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所杀人数，为当时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这是在案记录统计，实际数字远高于此。叶剑英承认： “广西省检讨被杀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可杀可不杀。”（资料参见: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建立极权制度，需要大规模杀戮。因为极权是强制社会，因此需要残酷镇压它的反对者，不仅要消灭公开的和潜藏的敌人，而且要消灭它所怀疑的人。而且由于极权的强制超乎人性，加之其社会没有自然人性的凝合力，因此需要恐怖才能维持，这也就需要大规模的杀戮，特别是对一个靠暴力夺取国家的新政权。杀戮的功能不仅在肉体上消灭各种敌对势力，还在以杀立，威威慑民众。在古代民族与宗教战争中，胜利者常以大规模杀戮降服对方。杀戮产生社会恐惧，人们由于畏惧新权力，而对其服从和效忠。暴力夺取的政权，常常是靠杀戮取得权力的“合法性”，也就是暴力征服。
镇反中，毛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一。按比例杀人，显然不是因为被杀者有罪或是敌人，而是为了制造恐怖效应，在人的心理上，杀人的多少和恐怖效应成正比。毛实际是按照对恐怖的需求程度来杀人的。大规模杀戮是建立极权制度的前提和保障，纳粹杀犹太人，不仅在种族灭绝，其也是极权对恐怖的需要，只是纳粹杀的不是德国人。当时德国举国狂热，万众一心，这有杀戮的效应。杀戮、死亡、恐怖和血，它们的另一面就是效忠和狂热，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宗教中，人在恐怖笼罩中才产生效忠和狂热，在死亡的威胁下，神是得救的唯一出口。共产革命有宗教性，党和领袖就是“神”；人们效忠狂热，其后正是血和杀戮，否则不会有“人民的忠诚”。50年代中国一派“新像”：人民拥护党、社会秩序井然、道德净化、毛如日中天，人们满怀希望、热火朝天、众志成城。需要看到，那是不正常的，超乎人性的可能，凡社会到了那种“理想”的境界，就有了问题，万万需要警惕。如果我们看得深一点，就会明白那后面有大规模的杀戮。如果没有镇反、抗美援朝，就不可能有此气象。宗教仪式中需要借助杀牲与血，镇反即50年代“新像”之杀牲，这就是毛要按比例杀人的原因。缩小一点，土改、镇反的每场斗争会都是当地制造恐怖激发革命热情的杀牲仪式，以后这成了全国人民日常生活，如同信徒进教堂做礼拜，斗争会是革命之礼拜。
土改和镇反完成了中共极权政治制度的基础建设。前者侧重于农村和基层政权，后者侧重于城市和中上层政权。但是这还不够，极权尚需要掌控经济和思想文化。
三
胡平在“北京的和平‘解放’与历史上的张东荪”中记：“ 以前我也误以为49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左倾都亲共。那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么多深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影响的知识分子到头来都偏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呢。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在78年一进北大后就翻阅了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份北京的学者名流们在48年发表的一份联名呼吁书，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民主，惩治腐败，厉行改革，赢得民心。呼吁书说，要不，‘共产党一来，我们就都完了。’……我记得在签名者 中有朱光潜（想不到吧？我当时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一位朱光潜的 研究生，他也感到很意外）。”
中共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人们的历史见解都“党化”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初进入中国，相信的人没几个，中共一大，全国的党员也就50多人。如果不是孙中山为了获取苏俄援助，提出联俄联共，中共没可能发展起来。即使孙中山失误，至30年代初中共也几近覆灭，日本入侵，国共再次合作，其这才起死回生，并在8年抗战中坐大。中国人尚家族重实际，除了激进文化青年，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并没多大市场，成熟的知识份子信共产说的极少。中国儒家文化，天然地接近英国保守主义，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林语堂、张君励、梅贻琦、梁实秋、陈寅恪可为代表，他们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脉。就算四十年代颇有影响的民主同盟，其结盟中共一是反对国民党独裁腐败，再是部分领导者的政治投机，而他们自身的思想则是自由、民主、宪政。
中国“旧知识人”对共产党的批判比今天完整。1923 年10月，蔡元培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怀疑中国布尔什维克化，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中国“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绝没有赤化的疑虑。” 他作为国民党元老，主张清共。1927年4月，他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签署《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1925年11月，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国之保护与奖励”，他说：“我作这篇文的动机，全因讨论共产主义及对俄问题而起。”他说“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只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 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 这后一条就是针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
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演讲。他说：“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 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胡适列举了马科斯?伊斯特曼 （Max. Eastman）概括的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包括：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胡适所讲的这些与“新中国”可谓条条对应。
1949年，傅斯年在“自由与平等”中说：“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在共产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 ’，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 他认为：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指责：“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
1930年3月，罗隆基发表“论共产主义”，次年再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二文从理论到实践，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全面批判了共产革命。他嘲讽马克思主义是“无逻辑的、 愚呆的主义”。他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 他指出：中国目前促成共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1、经济上的贫穷；2、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无产可共”，就是民不聊生；政治上“有权可分”，就是民不安命。到了人民的生命关头，革命总是要爆发的。他归纳，要解决今日中国共产问题，只有做到：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假如做到了这两点，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政治上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否则，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说：“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 （引自：刘志强“罗隆基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1948年，朱光潜发表《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批评中共在北平鼓动学潮，文章说：“群众运动可以使个体把责任推到那个空洞的集体之上而自己不负责任，由此来解除个体在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恢复其放纵劣根的‘自由’；在群众的庇护下，个体可以暴露在个别状态下不敢暴露的狠毒野蛮。社会的团结向来都基于相爱，如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且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同年9月，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樊际昌、胡先驌等16位学者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表达他们的民主诉求，和对可能到来的中共极权制度的忧。文章说：“……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换句话说，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人类的进步是累积而来的，进步的主潮决不会是放弃政治民主，换取经济平等。而是政治民主进一步再加上经济平等。我国的宪政已开始，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能使多数人民满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卫民主抵抗一切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我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这就是前面胡平提到的那篇文献，学者们看得清楚明白，“新中国”没有超出他们的预言。
我们不用再多引述了，“旧知识人”对共产党的认识可谓到底儿了，超过今天。他们中许多人在西方受过教育，而当时中国亦有相当的思想言论自由，因此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能与西方同步，透彻完整。而不像我们封闭几十年，几代人的洗脑，至今大陆也不能提“极权”。对比“旧知识人”，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深为愧疚，其显示半个世纪的极权统治，导致民族文明水准大幅下降。如果今天中国读书人能恢复到那批“旧知识人”那里，就是民族之大幸。
中共清洗知识分子不只是反右，延安整风，批丁玲，枪毙王实味即是，只不过当时由于权力所限，而只在革命队伍内部；而随着中共权力的扩展和稳固，其对知识界的整肃也相应加大加重，由延安整风、到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到文革，其范围和程度的扩大和权力的膨胀成正比。知识者是极权制度天然的敌人，因为他们代表良知，是文明的看守者；而极权则是摆脱文明的制约，将社会置于暴力强制之下。文明与反文明水火不容，整治知识分子，使之低头驯服，是极权制度的重要内涵，无此无极权。“专家治校、治国”怎么能有“党天下”“领袖天下”？ 在中共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考虑如何收拾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掌握思想，影响民心，阻碍极权制度的建立。1947年中共转入战略反攻，胜利有望，10 月毛泽东指示：“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这“自由资产阶级极的影响”就是指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随后，1948年3月中共《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开展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邵荃麟撰文《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提出清算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打击资产阶级文艺，说：“今天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同时，郭沫若也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朱光潜、肖乾打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奴才，斥其“御用”和“鸦片”。
极权制度需要控制民众，因此必须打击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批判、改造，将之彻底驯化，严防，否则党对全民的意识控制就将瓦解。清洗、迫害、奴役知识分子是保证极权制度之必需，并且会伴随极权制度一直实行下去 。
四
49年前，中国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去了台湾、香港和西方。他们以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吴健雄为代表，在大陆之外保存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保存了近代以来对西方进步文明的汲取。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承继了中国文明，并带领之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反之，中国文明在大陆则被摧毁，沦陷；最不幸的就是文明的载体知识者遭清洗，丧失独立，被收缴思考和言说的权利，沦为权力的顺从工具。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级——文明的看守监护者——即被消灭了。
新中国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杀、关、管了一大批“反动”知识分子。 这就是对于思想上的敌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1948年中共公布43名国家级战犯，以蒋介石为首，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知识人：如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出版家王云五；《大公报》社长吴鼎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外交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民主先生、上海市长吴国桢；历史学家、曾任《独立评论》主编陶希圣；国民参政员、《醒獅》《光明报》和中国青年党创办人曾琦；国民宪法之父、国学大师张君励等。如果王云五、朱家骅、顾维钧、张君励都是国家战犯、公敌，此“国家”可想而知。毛说：“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镇反所杀知识分子，多是为不同政见，追随国民党，反对共产革命。镇反到底杀、关、管了多少知识分子？他们的下落如何？ 至今没有调查和统计，只是在些许回忆录中，有零星的透露，比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抗日诗人彭桂萼。丁一先生记：“由日本留学回国的一个高知，先任省立高级工业党校校长，後任市立 中学校长，他对教育事业有卓越贡献，在省文史馆有资料记载。五零年被诬陷为伪 三青团指导员，被公安局拘留，後来病死在狱中。”（“对土改、镇反的亲历回忆”）李昌平先生回忆镇反“笔者的母校上海新建中学有教师二人、学生一人被捕，而且是一个初三的学生。” 寻找记录他们，是历史学家的一份重要工作，他们比右派更无辜更不幸，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纪念反右，但也一定要为其前的土改和镇反正名。上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于地富家庭，土改打杀了一次，他们没了退路，镇反再打杀，没理由没程序，成批地逮捕枪决，他们要自保，自然是投降归顺。而夹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热潮中，还有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其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趁热打铁”，趁在民众革命热潮中，收拾他们，摧毁他们的意志精神，让他们自辱自毁，孤立于民，无地自容。如果说土改、镇反之杀戮，知识人胆颤心惊，折了脊梁；而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他们干脆就没了人格和灵魂。冰心说：“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有些人自杀了。”（谢泳：“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朱光潜1948年签名发表《中国的出路》，事隔一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自我检讨”，承认旧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由主义者。1951年底再发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标榜 “中间路线”迟早要和反动政治“同流合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思想竟有这样大的变化，显然是被迫认罪。潘光旦总结自己为四个S：投降、屈服、活命、死亡。
反右是1957年，而中国知识人在五十年代初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中便已全军覆没，降服归顺，忍气吞声，噤若寒蝉。何况还有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批《红楼梦研究》、三五反、反胡风集团……。百万右派，其实绝大部分是为党好的“左派”，真正的右派没几个。土改、镇反、韩战、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都在“自觉努力”地“改造”，使自己“左化”，唯恐自己不革命。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都已被改造到“体制内”，没独立没尊严不思想，像陈寅恪那样顽固不化的凤毛麟角，而且那也需要特许才行。
我们重新读读50年代初，那些知名教授、学者、科学家的检讨、悔过书、认罪材料，真是为之汗颜，心魂交痛，不忍卒读。“士可杀不可辱”，人自辱到如此地步，可想是陷于怎样的逼迫与困境。极权之大害，不仅在国家专政，还在群众围攻，靠民众多数的愚昧、狂热，消灭异见异己。旧时代，死囚临刑，可沿街喊唱“二十年来又是一条好汉”，获得众人喝彩；但是如果沿街民众都对他唾啐，他就喊唱不出，只能龟缩。这就是领袖要借民众的革命热潮，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因。今天人们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没骨气，嘲笑他们，但当时面临那么严酷的杀戮，民众声讨，除了殉难，人性难能抵抗。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权力太残酷，超乎人所能承受的底线。人性有限，我们需要以此为前提来理解历史。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