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八)

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    作者 习近平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点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另一点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父亲要我们从小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在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又在职读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圣女王佩英    作者 杨银波

今年清明节前，500余人在北京举行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会后，部分与会者写了一些感受，网上反响强烈。王佩英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王佩英词条。6月中旬，我在网刊上阅读到关于王佩英事迹的纪念专题。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制作人胡杰在此发文公告，称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影片和书籍，欢迎索取。

与友人在电脑上一起观看《我的母亲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顶，怒不可遏，以80后特有的语言痛骂：“我靠！那时的人怎么疯成这样？一个个跟傻逼似的。毛泽东这种鸟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国早就民主了。”也有网友在网上说：“毛泽东的尸体不火化，看来是天意。当年杀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总该还一还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个女子撒尿在他尸体的脸上。”当今诸多年轻人，别说不知文革详情，就连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跟听天书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运动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这一代，是当前中国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凭借互联网，多多少少接触到了真正的当代史，渐渐将教科书里的那些谎言抹去。读文字，看图片，只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而已，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的母亲王佩英》这类影片，却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那实在是太直观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17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这样一位美女，因自由恋爱认识青年律师张以成，人生从此改变。国家大事最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严刑拷打，张以成才萌生坚定的报国之志，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王佩英比张以成更为“地下”，张以成只要身上没钱，她就变卖房产资助他，有时还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地下党。

自由女神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从不张扬，直到中共夺权，她才出来工作，当幼儿园保育员。因不小心，开水烫着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调到铁道部设计院做勤杂工。这时，全国大跃进，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老乡到北京找王佩英帮忙，她束手无策：“你们困难，我也困难。”可即使如此，这时的她，家中仍然摆着一尊售价不匪的毛泽东白瓷像。

1961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丈夫张以成去世后，她一人要养活7个孩子，负担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转变，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起，而是因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王佩英赞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刘少奇在1961年说，全国总体的缺点和成绩是3比7，有的地区超过3比7，很严重。王佩英当众说：“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赫鲁晓夫说得对。”前一句，在当时已经很惊人。后一句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中国提赫鲁晓夫这种世界政治，为何？原来，赫鲁晓夫曾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为了铲除异见，不择手段，大行残酷迫使之实。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学苏联，说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质疑毛泽东，而是要这个人滚蛋。中国那么多人，每天都在看这个人的脸色吃饭、说话、行事，脑袋就跟安装了监控器似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公开表达，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从1963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1970年被杀害，王佩英经历了7年的非人折磨。医生给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药，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后是牛棚劳教。再往后，就是杀鸡儆猴的游斗，从这里拉到那里，示众完了再反复示众，嘴上戴着给马戴的嚼子，不让你说话，打你、骂你、折磨你，在消灭你的肉体之前彻底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还要交给各单位讨论。那哪里叫讨论？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全是出谋划策：用什么办法整死这个人？人死之前，怎么发挥在民众中的震慑力？哪些余孽成了漏网之鱼？

公检法瘫痪了，没有司法审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判决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于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挣扎，结果革命者们就勒得更使劲，勒进去了。从体育场押走，见王佩英还有点力气，没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车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尸体究竟被丢在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么，无人知晓。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谓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而后，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平反决定。这平反的逻辑是：王佩英，你没有罪，你一直是跟我们党一条心的。但是，这个党，它自己有没有罪？它不认罪。反对毛泽东且发出“毛泽东下台”呐喊的王佩英，不仅仅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关心的是民众何以疯狂至此，国家何以苦难如斯。她受过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么坚定地为中共地下党卖力，还加入了共产党。一边是虔诚与赎罪的良心，一边是曾经寄予厚望的政党，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饥荒，而后是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不顾民众生死，多少人如蚂蚁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疯子般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这罄竹难书的灾难和罪恶是谁带来的？

面对举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浪潮，王佩英是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也是公开提出退党的极少数人。王佩英是中华烈士，是民族圣女，这没有任何争议，但若说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对王佩英极大的侮辱。她是怎么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这个暴政在当时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党。她回归真理，要与中共划清界线，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网上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换句话说，如果那时的王佩英能够跟着撒谎，做些让步，忍一忍，说不定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算看在7个孩子没有人抚养的份上，这个当母亲的人装一装、演一演，劫难也许不会降临在她头上。但是，她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起码底线的人，良心未灭，宁死不屈。7年残酷迫害，她只掉过一次眼泪，那就是“革命者”们告诉她，以后再也不允许见孩子们的面了，这时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惨，捆绑、饥饿、罚站、劳教、批斗、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没哭。这种为信念而生的坚定与勇气，超越了普遍的恐惧与苟合，永照千秋。

从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公审并杀害（年仅55岁），直到2010年，长达40个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众遗忘，她的6子1女也隐忍整整40年！

以制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纪念母亲王佩英这件事，是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公司董事长，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大中一手策划的。当初平反王佩英时，她的子女们每人拿到1000元抚恤金。张大中就是凭借这笔1000元的抚恤金开始创业，终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动京城。这既让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条人命的钱啊！人民币上流着血，隐约看得见手铐的恐怖闪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时连喊都喊不出来的痛苦呻吟。

寻访王佩英的过程极其艰难，许多受访人至今恐惧，也有许多人至今惭愧，回避镜头。寻访前，王佩英的子女们曾试图搞清楚母亲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许多细节是在寻访后才知晓的。他们想不到母亲竟死得这么惨，凶手下手竟如此狠毒。当年懵懂不知的他们，如今回想起来，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当那些鲜血仿佛从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剧痛难忍，唯有仰望苍天，嚎啕大哭。

在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上，黄炎培的儿子上台发言。他重新回顾父亲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窑洞所讲周期律的问题，原来黄炎培当年的警告确实是警告对了，共产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民主的道路没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见的专制独裁。其独裁之恶劣，尤其在文革运动中登峰造极，把黄炎培的家庭打击得够惨。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参加了王佩英纪念会。她与张大中并排肃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画像鞠躬。

文革悲剧看似远去，其实至今仍在发生。其中之差异，无非是反革命变成了颠覆罪。多少据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监狱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处境悲哀，惶惶度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迹将以几何级地扩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间，直至被政府高层所知。张大中可以长长地吐一口气，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张可心，文革时还很小，对母亲的许多印象都很朦胧，从小过得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连双保暖的鞋都没有，光着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总想从街坊邻居那里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稳。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当时还太小，许多事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眼泪，有着再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深深自责。

这眼泪，只要撕心裂肺地哭过一次，人就真的“立”起来了，再也倒不下去。而这，便是纪念王佩英最大的意义，即抢救民族的精神，恢复人间正气，将罪恶铭记于心，让悲剧不再重演。即使悲剧正在重演，中国人也应如当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来，向倒行逆施者发出基于真理与正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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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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