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一直反对专制制度。他从1889年到1917年走近和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两次被捕，一次流放，坚定不屈的《海燕之歌》呼喊暴风雨，企盼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为此他将住宅都献出来做了推翻沙皇独裁政府起义的据点，流亡到美国募集经费，在意大利和列宁合作办革命启蒙学校，误入布尔什维克激进革命的歧路。但1917年十月革命颠覆新生的俄罗斯共和国之后，他办杂志坚决反对共产党领袖集团的独裁政府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野蛮地改造社会和控制思想，反对《真理报》和苏维埃的政权私刑与权力毒药，反对斯大林扣押彼得格勒所有有钱人当人质，批评列宁随心所欲给人的恐惧感。为此他被列宁“请”出国并被秘密监控7年，期间他继续谴责苏共审判式“谋杀”反对党领袖的国家罪恶，反对迫害知识分子。1928年高尔基被斯大林以可以“每年去意大利过冬”的承诺，“邀请”回国，生活在被克格勃悄然营造的摄影棚似的生活环境里，试图改造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被他洞察后，拒绝给斯大林写传记，谴责将警察的暗杀行为栽赃给个人的国家恐怖，抗议集体化运动带来的大饥荒，谴责政府嫁祸于人、滥杀无辜，等等，绝地反击使他失去享有去意大利过冬的人权，被像猫一样软禁到死，留给警察毫无利用价值的笔记。
郭沫若从没有过高尔基反专制制度的坚定性和明确性。他10岁以后就生活在中华民国，因享有出版自由而成为新诗旗手。在文化领域里功成名就之后，30多岁加入国民党结束北洋军阀割据统治的北伐军政革命，任高级军官，却在1927年突然背叛北伐，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反军政，痛骂蒋介石反共清党维护三民主义的北伐革命的理智做法是“反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一南昌暴乱。苏维埃1927年暴乱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脱共搞学问和研究唯物史观。抗战回国后重返国民党，要求宪政。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充当共产党反宪政的枪手，骂沈从文是反动派，为共工中国实行极权独裁鸣锣开道。此后30年郭沫若一直以笔为枪为旗维护红色极权专制，官至人大副委员长。
高尔基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道德良知反独裁，无论沙俄个人独裁，还是苏共政教独裁，都批判，自始至终50年，谁剥夺和迫害公民自由，就谴责谁，抵抗住了斯大林代表的国家压迫。而郭沫若在中华民国成名成家，却反国民党威权专制，以粉饰共产党极权专制做高官。高尔基是汉子，郭沫若像太监。
高尔基早年丧父，只上过2年学，11岁开始独立谋生，在沙俄社会底层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当过学徒、搬运工和面包师，浪迹和漫游俄国各地，在经历中学习，以高尔基笔名发表文学作品蜚声俄国和欧洲文坛，成为报刊编辑、记者，就这样靠在俄国社会大学自学成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高尔基从社会底层奋进所得的真知灼见，比读院校所得更牢靠，就不会被列宁和斯大林忽悠，故而能坚定明确地抵制苏维埃以政权“私刑”与“权力毒药”毁灭知识分子的“愚蠢和犯罪”的缺德行为，能将学习和读书当作完善自我和追求真理的道路。这使他求知入邪道迷途知返，宁可光明死也不瞎胡混。
郭沫若从成都石室中学到九州帝国大学医学，学贯中西，故而写诗即成名人，比高尔基轻松，都学过马克思主义。高尔基浅尝苏维埃“权力毒药”，立即排毒和拒绝再服，自认“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1927年背叛国民党军政北伐加入共产党南昌暴乱，择党错误遭通缉，亡命日本脱共，还恋恋不舍马克思主义，不仅长期服用唯物史观思想海洛因，还制造“中国奴隶社会”和“战国封建论”等冰毒。高尔基以正见抵制独裁。郭沫若求邪知不排毒，在邪道上越走越远：以骚魂错骂历史证明清党正确的蒋介石是“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褒奖毛泽东“黄梁”的别字“梁”简化了“粱”字。高尔基取自社会大学的真知给了他反独裁的灼见，郭沫若正规学校毕业却成了极权专制的御用文人。
郭沫若极看重功名利禄，得到后生怕失去，高尔基却不。不求而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桂冠，在他心目中远不如1908年在小说《忏悔》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造神尝试：以个人主义升华的集体主义精神为神。列宁对此非常愤怒。高尔基这是无神论者干枯的心灵在寻觅神水滋润。所以当他听到苏共计划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下架，就打算放弃苏联国籍表示抗议。高尔基的社会主义创建者，不是“理想化的”群众、民族、阶级、某党、某集团，而是不可代表的个人责任（一粒胡椒子）由私心的忏悔（罂粟化）中觉悟的对世界的关爱精神。正是这种来自基督教的忏悔意识，支持他以人道主义良知去纠正错误，追求道德真理。
郭沫若不相信道德真理，如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他是依据马列主义邪知和毛泽东思想宗教般的信仰，谋取到共工中国首席弄臣并维持到底的。郭沫若12岁，科举制废除，私塾小学和石室中学给他的儒家知识也就没成信仰。中华民国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反儒家礼教为中共党宗教开路，同时也为郭沫若接受以猴子和生产力为神、阶级斗争为道、共产革命为德的马克思主义开路。故而郭沫若参与南昌暴乱可谓历史安排他去日本研究唯物史观，研制“中国奴隶社会”和“战国封建论”等冰毒。马克思主义拿生产力和阶级斗争这两个社会现象当本质，当神，当道，以佛学看来就是心不正而生的魔幻，郭沫若却信以为真，势必把马恩列斯毛的红尘诉求当成真理。所以他在武汉、重庆两次以信佛的陈铭枢的表字“真如”对嵌字联，对以“真有人古，谁为真宰”之上联的下联“如是我佛，此即如来”，对桂百炼（陈铭枢的佛学老师）的辞世嵌字联“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从对嵌字联这件小事，可看出郭沫若敬马克思主义为宗教却以佛为游戏的态度，所以步入崇拜极权的邪道魔路争权夺利。
郭沫若中年游戏佛教，更青年时期就拒绝礼教，使郭沫若这位20世纪的多情骚客，仿佛身载19世纪德国文豪歌德20世纪的游魂，转世来到中国，个人生活随心所欲，早在1912年就做得出跟父母包办的妻子张琼华新婚五天之后就离家不离婚的绝情事，1937年能断然不辞而别在他流亡日本孤寂时给他身体舒适、精神安慰、生儿育女的妻子佐藤富子，还能在1938年始乱终弃于立忱之后马上与其妹妹于立群同居，后娶为妻子第二次犯重婚罪也无所顾忌。缺礼教约束，郭沫若管不住下半身而随心所欲地跟彭漪兰、于立群、黄定慧等女性同居可为大胆，却对共产党极权统治者斯大林、毛泽东顶礼膜拜，叫斯太林“爸爸”并高呼万岁，硬把毛泽东“黄梁”的“梁”之错别字当成无心中简化了“粱”字加以辩解，奴性十足到了文革时期居然主张将自己几十年写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全部烧掉”，奴性十足到众目睽睽下向江青献诗，对革命魔女极尽阿谀奉承之词。1950年代之后，郭沫若几乎所有的写作都在逃避恐惧游戏晚年，混在共工中国成了活鲁迅。
高尔基虽然没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但在社会大学中习得的辨别善恶的标准始终在心里，以基督教的忏悔意识支持他的人道主义良知去追求道德真理，有力量超越私情跟列宁、超越特权跟斯大林代表的苏俄和苏联国家恐怖主义抗争。郭沫若与生俱来的反叛礼教的骚动灵魂，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宗教思想相结合，最终被中共宗教组织以特权买下，安定在充当红色文艺枪手和马列毛主义宣传旗手位置，以博学老年和鲁迅第二的资历辅助中共，命定没有铮铮铁骨惟有当极权弄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