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夙愿 焦国标
其实早在1997年前后我就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过，那时不是编黑五类忆旧，而是为饿殍立传——编纂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者的大型故事集。当时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借助工作平台，我向我的作者和读者约稿，请他们把自己见闻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故事写下来，寄给我。一两年间，我收到几百篇来稿，然而最终我未能把它们编成故事集。原因之一是绝大部分来稿写得不成形，而我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一一处理到位。原因之二是我被工作量吓怕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78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字数才1.26亿字。于是我想，三千多万饿殍，光名字就是一亿多字，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字数相当，这辈子我什么事都不干，光他们的名字我到死都写不完！
那几百篇稿件我至今珍藏。饿死人的地面儿真是广啊！从东北到海南，从新疆到江南鱼米之乡，全国各地哪儿的来稿都有。中国人真耐死啊！至今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难怪毛泽东不在乎跟人家打核大战，也不在乎几千万人饿死。为饿殍立传的宏愿虽未实现，那两三年我却集中写作和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这是大陆大众媒体上最早的一批为农民权益呼吁的言论文章。某种意义上说，近十几年来海量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个人写作、媒体报道（成为热门的公共话题）和政府农村政策的改变（废除农业税等），都滥觞于我写的这一批视角独特、尖辛悲怆的文章。
发愿为饿殍立传的时候，互联网还未流行，其功能也还很有限。那时所有稿件都经邮寄而来，或是电脑打印稿，或是手写稿，没有一篇是通过Email发来的，也没有搜索引擎可用。今天编《黑五类忆旧》与为饿殍立传一样，也是一项以有限对无涯的事功，可毕竟至少技术上方便多了。现在我不再作贪大求全之想，不奢望记下每个黑五类的名字，只求怀着一份敬虔之心，竭尽所能，把《忆旧》编成一部记录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生态状况的历史文献。虽或无补于黑五类同胞曾经遭遇的屈辱、不公和苦难，但求有助于我们所归属的这个族群未来的成长、进步和文明。
爱在风雨夕 作者 海鸥
1966年春节过后，我刚从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是他的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刚工作，想过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我吃惊于他的消息灵通。“是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过几年再考虑。”“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别错过良机。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拉倒，省得我总为她牵挂。”就这样，他硬性安排我在一个周一的早晨，与乘早班火车回郊区学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车站候车厅见了面。
这样我就算处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将我在学校写的一本诗集给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然后又把我的诗集还给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娴熟的漂亮字迹令我感佩，那从字迹中散发出的人品的贤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恋。不久她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并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虑与她的交往。那时我在这方面没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不以为然。
这年五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开始了。我很为她的家庭出身担心，一再叮嘱她要处处谨慎。她告诉我，由于出身政治贱民，从1957年14岁起她就懂得了世间炎凉，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没事。我每个周六晚到车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我俩认识不久。一次我们遛马路，突然窜出一条小黄狗向她身上扑。我吓了一跳，赶忙去驱赶，可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抱起它说：“这是我家的小狗黄黄，可厉害呢。”“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的两位老夫人身边。后来她告诉我，两位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验收我。再后来我到她家时，黄黄见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特别亲热。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说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我分手，今后作为好朋友相处。我很吃惊。最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强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觉得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不然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方知单位文革小组已勒令她的父亲“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十几天前，看到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她就有了预感，觉得我俩的爱情没有未来。为了不影响我，她痛下决心，才提出与我分手。
第二天，我请代休假赶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有成群的黑五类被红卫兵从小巷里打骂驱赶出来，押解遣送。红色恐怖已从传单标语上走进现实。
一进大院，我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的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的瘦高个，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人交涉。“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走上来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全部带走。”这时只见她从屋里跑出来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件物品（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汪，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分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在搬家过程中，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叫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过它一脚，骂它“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她家这个一百多户的长海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曾任国民党军队连长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贫民，因而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剃了阴阳头，当晚上吊自尽。三天后，两个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经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们是最后一家被遣送的，时间是1966年9月16日。
他们父母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课不上了，又不让参加红卫兵，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黄黄的眼已瞎了一只，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弟弟讲，他十岁那年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软软的舌头舔我的脸颊，好像是对我款款深情地说话。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说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女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锁，声称要办街道托儿所。当时黄黄已染病在身，被刘大娘留下，说以后再来取。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要她一定划清阶级界限，分清敌我。她也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刮起出身论的狂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车汽车，进商店医院，都要报出身。
那时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见我后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全国各大、中、小学掀起大串联运动。起初象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后来就没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见到这份文件后，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以串连的名义去北京。那天他们赶到火车站时，车站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宿舍后窗，直接送进站台，并帮助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进车内。
北京清华园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铅印文本，即刻买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将文件寄给乡下的父母。母亲接到后，连夜骑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这封信就已交到父亲的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他立马找到那位姓郭的组长。郭一见这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牛皮信封，顿时肃然。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农村那头则没这么顺利，那里的文革头头不同意返回。无奈之下，她父亲把新买下的房子送给他，才获得签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事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但黄黄没等到这一天。自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再好起来，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坏了的那只眼不断淌出血水，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等等，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当年肆虐中华大地的血统论与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统优秀论有何区别？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补白：乡人柳普，少年时放荡不羁，青年时外出闯荡，辗转多地，终无所成，后被抓壮丁，在国民党21军充当伙夫。在伙房曾经人介绍，填表一张，说是加入什么互助组织，后来有没有什么活动，他自己也忘了。解放后经查，那是一张加入军统的表格。经公安部门审查数月，因无确切证据从事过特务活动，被逐回乡，发证一张，结论栏中写明“作为反革命”。文革中，柳某成为牛鬼蛇神的一员。在向领袖请罪时，总是自报家门“‘作为反革命柳普’向老人家请罪”。民兵营长大喝：“柳普，你就是反革命，怎好是作为反革命？”柳普慢吞吞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是作为反革命，我是有派司的。”说完，掏出派司，白纸黑字写着。众皆笑，营长无可奈何。后柳普终经不起折磨，投河而亡。 海安
美国好公民关惠群 作者 林宝庆
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几岁都不清楚的移民关惠群，每天默默为数百位无家可归者送饭菜，20余年如一日。8月4日，欧巴马总统在白宫为这个关惠群颁发了2010年国家公民奖。
关惠群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均是成功的医生，但在文革期间成为批斗对象。六七岁的关惠群，脖子上挂着铁丝木牌，受批斗，跪玻璃。她亲眼看见哥哥和嫂嫂被枪决，还亲见其他家人饿死或受虐死在街上。关惠群独自一人，流浪街头，睡马路，睡垃圾箱，挨饿受冻，在垃圾箱中捡东西吃，度过4年无家可归的生活。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被禁止跟别人说话，饱受孤立与贫穷之苦。
11岁那年，关惠群与家人泅水逃至香港。到香港后，她一度无法适应正常生活。她无法吃普通食物，只能吃垃圾，晚上拒绝睡床。不久，她父亲因病在香港去世。14岁上，她辗转来美，投靠姐姐。姐姐每天离家上班后，她就在家看公共电视台的儿童节目《芝麻街》和《Mr. Rogers' Neighborhood》。这两个节目就是她的学堂，她就这样学会了英语。也由于Mr. Rogers，她至今都坚持穿要绑鞋带的鞋子。
38年前，经人介绍，关惠群嫁给物理学博士陈伯良，并随夫搬到加州Eureka镇。大儿子陈溢俊上小学一年级时，关惠群怕儿子如她幼时那样被人欺负，就每天在教室外观望。老师知道她不会说英文，后来也请她进教室一同学习。当时班上有一个小女孩，每天向关惠群讨食物吃。后来她发现这个小女孩的全家都住在车上，便开始接济这家人。
关惠群行善不欲人知，连老公都瞒了10年。因为无照派发食物，她还被当地警方取缔。三年多前，经当地记者报导，关惠群的善行才公诸于世。加州第一夫人也曾跟她一起送饭，还捐了三间浴室。
现在关惠群每天清晨2时起床，为加州Humboldt郡四五百名无家可归者打点当天的食物，并且送无家的小朋友上学。她照顾的无家可归者，都是不符合政府救济条件的弱势者，大多数是有心理疾病的退伍军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有几十名不满20岁的青少年。一些美国家庭，子女一满18岁，就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了。
关惠群说她只是在回报社会。她不愿再见到与她当年那样睡垃圾箱的情况。关惠群至今仍有梦魇，只要听到华人男子说中文，就会不寒而栗。不过她说她活过来了，她认为是神让她活下来，她是有使命的。不过，她说，她的哥哥、姐姐以及103岁的母亲吴德璀，则从来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补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个生产队都以揪出几个牛鬼蛇神为荣，否则就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本人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仅有的一个富农，文革前就死了。这可急坏了民兵排长，想来想去，发现了几个富农子女。特别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就他了”。但该人是个瘸子，解放前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除了不能挑担外，耕、耙，扬、种等农活样样在行，还能做木工活，走路较常人还快。成为牛鬼蛇神后，此人每天自备高帽，上书“富农子女”外出游街。开始还要人押送到大队集中，几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员，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前面有人敲锣，后面有人喊口号，煞是有趣。尤其瘸子，总是走在第一个，有时还与其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他自我调侃：“我是一条腿走一条腿推，你们怎走得过我。”长长的队伍，瘸子打头，引起众人争相观看，笑声不断。 海安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 作者 顾延龄
本人顾延龄，江苏南通人，195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为人诚恳正直。当年同学们推选我为班级整风代表，我却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早在1955年反胡风时，女同学吴××曾遭班级批判。在班里仅有的一次放鸣会上，有人旧事重提，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又不是胡风分子，批她干什么。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应该同情人，理解人，尊重人。”随着整风迅速变为反右，我和无数人一样也落入了毛泽东早已设计好的阳谋陷阱。
从7月24日起，班级整整批了我七天七夜。7月31日半夜，批判会结束后，我一个人从都克堂出来，黑暗中沿着下山的石阶，经健身房，无目的地走到钱塘江边。一路上，没有一个同学理睬我，那怕说一句话，点一下头。
接着，团支部会上，支书宣布我已堕落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时年22岁！我嚎啕大哭，在同学面前表态说：“三年后，我要重新加入共青团！”那时我是多么天真、幼稚、无知！右派已经沦为阶级敌人，怎么可能让你重新加入共青团？
毕业分配名单也是在都克堂宣布的。分配名单中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给浙江省教育厅写信，表示“愿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已，希望能分配我一个工作”。省教育厅很快答复，叫我去宁波专署教育科报到。我匆匆整理好行装，没有向任何同学告别，无声无息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杭州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对于我已经丝毫不值得留恋。这一天是1957年8月21日。
省教育厅通知我去宁波报到时，给我一封密件交宁波专署教育科，宁波又给我一封密件交嵊县教育局人亊科。至今我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1957年8月22日，我到嵊县中学报到，任数学教师，直至1995年在该校退休。
1957年8月至1963年春，学校不发给我工资，每月只给25元生活费，而工作量却是一般教师的两倍。1962年春，俞忠荣副校长在师生大会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可仍然是每月只有生活费。我写了申请报告，到1963年春才拿到每月51元的工资。
1979年右派摘帽改正时，嵊县教育局张文槐副局长和人事科吴文兔两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中只有1962年右派摘帽的文件，有开除团籍的文件，有察看二年处分及延长察看一年处分的文件，却没有看见右派戴帽的文件。他们问我：“1957年杭州大学有没有戴帽的公文让你看？有没有在戴帽公文上让你签字？”我懵了，答道：“在杭大，除了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右派外，没有人单独同我讲你是右派，更没有书面文件给我看，我没有签过名字。”他们又问：“你怎么知道你是右派？”答：“杭大开除我团籍的会上说顾延龄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到嵊中，每月只给我25元生活费，拿了整整6年，凭此我就认为自己是右派分子。至于对我察看二年和延长一年的处分，我同样不知道。老师们也不知道，没有人同我讲过。”
我在杭大的档案中只有二年察看处分，没有戴帽批文，这说明杭大并未给我戴右派帽子，只作二年察看处分。可是当初杭大并没有向我宣布这个二年察看处分。那么嵊县是谁把察看二年处分当右派分子处理的呢？肯定是校领导。那么延长察看一年又是谁做出的呢？肯定是诸丹忱。当时嵊中书记、校长是一个人，就是诸丹忱。诸肯定知道內幕。只有书记、校长有权有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干害人的勾当！我曾问过诸校长：“教育局领导说我的档案中没有右派戴帽文件，只有摘帽文件、察看二年和延长一年处分文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诸尴尬地、毫无底气地说“不知道”后，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事情总要有个结果。我写信到杭大询问，同时到杭大数学系盛淑云教授（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党员、班团支书）处问当年对我是怎么处理的。他回答说：“批判你以后，我们把材料上报了。以后如何批复，我们不知道。”
不久，1979年3月6日，中共杭州大学委员会发文《关于顾延龄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正文如下：“顾延龄，男，四十四岁，江苏省南通市人。原浙江师院数学糸一九五七届学生，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嵊县中学任教。根据中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经复查，顾延龄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原划该同志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决定给予改正。撤销原右派处理决定和开除团籍的处分。恢复名誉。关于工作和工资等有关问题，建议所在地区和单位按规定办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与张凤图老师谈起我档案中的怪事。张老师说：文革时，他曾与另一位老师到杭大调查某某某的历史。查完后，好奇心促使他们顺便去看我的档案，结果档案中却找不到我是右派的资料。由此可见，我在杭大的档案中确实没有戴帽批文！那么杭大党委发出的改正我错划右派的文件又是凭什么发出的呢？难道是不管你有没有档案，只要事实上你已做了22年右派，就予以“改正”吗？这一将错就错，究竟是谁的责任？
因当权者草菅人命，我冤枉地当了22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我不禁要问：
一、既然我档案中没有戴帽文件，那么当初是谁把我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
二、既然沒有戴帽文件，那么1962年摘帽时就应发现这个问题。既已发现问题，就应立即纠正，恢复名誉，补发工资。那么又是谁继续隐瞒真相，假模假式地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使假右派变成真右派？由于这些人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我过了二十多年提心吊胆、心神不定的日子。帽子拿在他们手中，随时可以给你戴上，而且禍害父母、弟妹、妻儿一大片！试问这些人是否犯了渎职罪、故意伤害罪？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我的档案中有察看二年处分和延长一年察看处分的材料。如此重大的处分，为什么不让我本人知道？连老师们也不知道我有察看处分的事，只知道我是右派分子。那么谁在一手遮天？谁在瞒天过海？对这种人难道不应该追究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四、1957年至1962年初的戴帽期间，我毎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却每周要上24节课。摘帽之后，为什么工作量和工资仍然还是右派标准，没有一点改善？直到1963年，经本人申请，才拿到转正工资每月51元。摘帽后一年（1962年初至1963年初）的工资也未予补发，而工作量仍然是以前的工作量。1963年教师加工资，学校加工资的指标用不完，而学校那些当权者竟一手遮天，又剥夺了我增加工资的权利。直到1977年，已工作了20年的我，才平生第一次增加工资（每月加7元）。试问，这22年的经济损失、精神创伤是谁给我造成的？嵊县中学的领导、嵊县教委乃至国家，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1979年，杭大发文说我是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经济上却未补发一分钱。
五、嵊州崇仁中学梁丽英老师档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单位不把她当右派。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时，她才知道自己曾是右派分子。可是我无右派材料，却当了右派——如此玩忽职守、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干部该不该处理？
反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年宪法第97条明文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957年反右完全是对1954年宪法的公然践踏，中共必须彻底否定反右，必须彻底追究那些伤天害理的具体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按照1954年宪法，我们右派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国家索赔，发还二十余年所欠的工资，赔偿精神损失。现在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有人建议财政部应该发行专门的右派赔偿债券，打白条子也可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