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到底有多高？少数人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今年7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给出这样的答案：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收入统计未包括的“隐性收入”至少为9.3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5.4万亿元可以称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这使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 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作为官方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没有统计到 “隐性收入”，甚至连国家经济普查也无法统计到“灰色收入”，而收入差距，官方统计显示的是23倍。为此，统计局方面的两位处长撰文对王小鲁的统计结果提出质疑，双方开始新一轮笔墨之争。
9月20日，王小鲁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与国家统计局相比，他的推算结果显然更接近事实，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仍然可能有低估。
隐性收入可交叉验证
经济观察报：你发布《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以来，有官员和专家对你的数据样本、推算方法以及推算结果提出质疑，你现在还坚持之前的调查结果吗？
王小鲁：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和听到的对这个报告的反应，绝大多数是肯定的，也有些人认为我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估算仍然偏低。
统计局使用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有两个关键问题：很多高收入居民拒绝接受调查，导致遗漏高收入样本；有许多人没有提供他们的真实收入信息，特别是他们的灰色收入就更无从调查。
为了避免数据失真，我们借鉴了社会学通过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方法，并采取了若干降低调查敏感度和有利于获得真实数据的措施，也有针对性地调查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样本，并保证了样本在东、中、西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不同规模城市和县、镇的广泛分布。这只是对原来统计数据系统性偏差的一个纠正，而不是一个新的总体推断。
从最后的推算结果来看，对于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我们的推算结果和统计数据基本一致。对中等收入居民，我们的推算结果高于统计数据，但差异不是很大。主要差异集中在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上。2008年城镇10%的最高收入家庭，按统计数据，人均收入只有4.3万元，而我们的推算是13.9万元。如果把这两个结果与居民的银行存款数据、买房买车的数据、境外旅游的数据、在股市和债市投资的数据以及用在产业投资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推算结果要真实合理得多，显然更接近事实。
经济观察报：你在报告中公开，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入”至少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至少为5.4万亿元，外界反应强烈。民众支持率很高，但也有专家持异议。
王小鲁：长期以来，官方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与其他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住房、汽车和其他奢侈品销售等方面的数据之间，存在许多明显的矛盾或者不可解释之处。
举个最典型的实例，按照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数据和城乡人口数来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 (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差额)为3.55万亿元。但是，这一年仅全国金融机构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就增加了4.54万亿元。储蓄存款只是居民储蓄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比居民储蓄总额还多1万亿元。这在统计上怎么解释？加上居民用储蓄买房、炒股以及工商业、自建房等投资，可能超过3.55万亿元储蓄的好几倍。
把居民储蓄遗漏和居民消费的遗漏合在一起，2008年居民收入统计遗漏的部分至少应在9.5-10万亿元之间，这与我们根据模型分析法推算的9.3万亿元隐性收入是基本吻合的。
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在一年，各年都有类似情况。如果没有这些隐性收入支持，去年全国仅购买一手商品住宅就花了3.8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 80%，每平米单价增长了27%，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国内外的投资分析专家早就发现，用中国官方的居民收入统计，完全无法解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
另外去年私人出国出境4200万人次，钱从哪儿来？700多万辆轿车卖给谁了？仅凭城镇人均1.7万元、农村人均5000元的收入，能支持这样的支出规模吗？因此，这些数据是可以交叉验证的。有人说我的推算过高了，也请他们拿出数据分析来。
缘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经济观察报：你指出，产生大量“灰色收入”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等存在弊端和漏洞，能否更深入的阐述一下？
王小鲁：灰色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必须直面的是，在经历了过去30年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利益对权力的侵蚀，造成腐败、钱权结合，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我们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对权力缺乏约束，存在大量漏洞，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对公务人员的行为，都缺乏有效监管，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严重扭曲。
现阶段，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根据国家审计署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抽查了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就发现虚假发票5170张，列支资金高达1.42亿元。
国家审计署还披露，2009年11个省区有684亿元土地专项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还有381亿元土地出让金应征未征，不难想象，数百亿元应征未征的出让金，会给有关官员带来多大的回报。而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推算，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全国6.8万亿元财政预算的20%以上。由于土地收益管理不善导致的资金流失和收入分配扭曲，应当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由于对土地的垄断性导致的高地价和投机哄抬导致的高房价，一方面把普通老百姓挡在住房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又转化为商业用房的高房租，大幅度推高了城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从而成为所有城市居民必须缴纳的一项税款，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的聚集。
经济观察报：如此看来，政府如何才能真正解决“灰色收入”问题？
王小鲁：收入分配问题远远不限于工资水平的问题。要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解决“灰色收入”问题，必须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否则腐败现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就不能改变，社会冲突会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不可持续。
这说明我们现行的财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一套严格的制度来管理公共资金、规范政府行为、制止腐败，同时需要使政府运作公开化、透明化，通过推动民主进程，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使政府真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实际上，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当然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但是关键在于需要排除障碍、凝聚社会共识、切切实实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