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
对世间一切生灵而言，死亡都是无从逃遁的终审判决。但是，生者的心情，却会因它们死亡方式、时间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起一般寿终正寝者，因罹患疾病或遭人荼毒而偶然、意外死亡者，通常会惹出后人更多的哀思和惋惜之情。
唐代优秀诗人中，李贺的英年早逝，杜甫的死于漂泊途中，还有许多诗人的抑郁而终，都令人扼腕太息。但是，相比之下，下述五位诗人，无疑是更加令人惋惜同情的：
孟浩然。王士源（元）《孟浩然诗集序》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发背，且愈，得相欢饮。浩然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南园，年五十。”所谓“疾发背”，指背脊长疮。《新唐书》本传说的是“病疽背”。疽，中医指局部皮肤肿胀坚硬而皮色不变的毒疮。“食鲜”的鲜指什么呢？孟浩然《岘山作》诗云“美人骋金错，纤手鲙江鲜”，是指生鱼片；《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逈、张参军》诗云：“顺时行杀气，飞刃争割鲜”，又指禽兽之肉。可见，孟浩然当时是因为吃了生肉（鱼或禽兽之肉）而使原本即将治愈的毒疮，重新发作，终于不治身亡。倘若孟浩然这一次见老朋友王昌龄，不激动得忘乎所以，乱吃东西，他是不会只活到50岁的。
王勃。王勃是唐朝著名的神童，六岁就很会写诗了。成年后，他名列“初唐四杰”之首，有《滕王阁序》千古流传，家喻户晓。但是，他死得很早。死时年岁，说法有分歧，一说28岁，一说27岁。死因和地方，说法一致，都是溺水于南海。王勃父亲因儿子杀死避罪官奴受到连累，被降职为交趾（在今越南河内）县令。王勃不远千里，前往省亲。《新唐书》本传、《唐才子传》等，似乎是说，王勃死于前往交趾路上。但是，《旧唐书》本传仅言“渡南海，堕水而卒”，没有说明是往还是返。王勃《鞶鉴图铭序》记载上元二年十一月七日“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加上杨炯《王勃集序》记载，王勃死于上元三年（676）八月，逆之以情理，他应该死于由交趾返回路上。因为，王勃不大可能在去交趾省亲的路上，于广州逗留10个月之久。
陈子昂。四川梓州射洪人陈子昂，其六世祖开始，就一直是富豪之家。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用《陈氏别传》记载：“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于是远近归之，若龟鱼之赴渊也。”陈子昂本人，作为富家子弟，也不是文弱书生。十八岁之前，是个“驰侠使气”（《陈氏别传》）、“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本传）的公子哥。后来折节读书，一举成名，中了进士。仕途虽然很不顺利，但也曾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在朝廷里做过麟台正字、右拾遗之类的官职。令人奇怪的是，因为父亲年老，陈子昂请求解职，回家侍奉，竟然遭到贪暴残忍的县令段简诬陷，死于狱中。富豪出身、曾在朝廷为官、政治文艺才华均十分出众的陈子昂，竟然死于小小县令之手，年仅40余岁（卢藏用《陈氏别传》称42岁，《旧唐书》称40余岁，《新唐书》本传称43岁）。因此，近代以来，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提出了段简背后更有强大人物的推测。
王昌龄。王昌龄擅长七绝，生前即已诗名大盛。因为他做过江宁县令，被当时人称为“王江宁”，甚至有人把他比喻做诗坛的孔子，有“诗家夫子王江宁”（见《唐才子传》）的说法——这称号跟“诗圣”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新唐书》本传说，被贬为龙标县尉的王昌龄，“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旧唐书》张镐传载，张镐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时，正当张巡在宋州（睢阳）被安史叛军围困，形势危急。于是，“……背道兼进，传檄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晓素刚愎，驭下少恩，好独任己，遂逗留不进。镐至淮口，宋州已陷。镐怒晓，即杖杀之。”《新唐书》王昌龄传记载，闾丘晓临刑之际，以上有父母需要他赡养为由，向张镐求饶。张镐答以“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根据这两条记载推测，闾丘晓杀王昌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昌龄有省亲逾期的过错，二是闾丘晓滥施杀伐之权。这两个原因，只要少一个，王昌龄都不会死于非命。据考证，闾丘晓生前当为亳州刺史，而不是濠州或豪州刺史。因为，濠州在淮南，距离张巡被围困的睢阳很远，而亳州较近，有驰援的可能。王昌龄遭闾丘晓杀害，地点亦当在亳州。王昌龄被杀害的时间，应该是闾丘晓就任亳州刺史及被张镐杖杀期间，即至德元载（756）至至德二年10月之间。
刘希夷。刘希夷一生，可以用“红颜薄命”四字形容。《唐才子传》云：“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刘希夷作《白头吟》诗，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其舅父宋之问也是著名诗人，在刘希夷尚未公诸于众前看到这诗，非常喜欢这两句，要刘希夷把它让给自己。刘希夷的先答应、后反悔，惹怒宋之问，宋遂将其杀害。《大唐新语》只是笼统地说“或云宋之问害之”，《刘宾客嘉话录》则稍具体，说宋之问是“以土袋压杀之”，《唐才子传》又更加具体，说宋之问是“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舎”。压杀的方法，大概是，趁其熟睡之际，以土袋压住头部尤其是口鼻，使其窒息而死。这种杀人方法，古籍中多有记载。刘希夷死时年岁，文献没有说明，《大唐新语》、《本事诗》都说是《白头吟》诗成后不到一年即已离世，《唐才子传》则是“时未及三十”。总之，应在他25岁中进士后不久。
根据这些诗人保存至今的一些名篇佳句，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假以年岁，这些才情横溢的诗人，都有可能写出更多的好诗，嘉惠后人。
惋惜之余，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唐代虽然有这几位偶然或意外夭亡的诗人，让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有唐一朝，将近30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诗人是因思想或言论“出格”而遭朝廷迫害致死的。这，又是唐朝诗人莫大的幸运，是其他多数朝代的诗人们所不可能拥有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