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被夺记 作者 李荫国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滨，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湖南大学毕业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母亲刘学熙和姨祖李祥琳（汉寿县资深老教师）抚养我在摸爬滚打中长大。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连，一次次被小学、中学拒之门外。
1959年7月，我初小毕业。参加了升高小考试之后，我便无故心生不祥的预感。张榜后，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顿时头脑嗡嗡作响。我红着脸，逃也似地悄悄离开，欲哭无泪。当时我虽未满11岁，却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关系。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这么低的门坎，学校该不会以家庭出身为栏杆将我拒之门外吧？可是落榜的现实（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无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时初小升高小，考试只是过场，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饱受惊吓的我，这时更觉得惧怕，不知自己家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十岁孩的童竟几乎被这个社会公开宣布为敌人，我被自卑感和负罪感完全吞噬了。
从11岁到13岁半，我荒废了整整两年半时间。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度日如年的两年半。失学后，我偶尔跟随姨祖住县直机关幼儿园。园长余某，极端仇视我这个右派的儿子。1960年春，她把11岁的我强拉去围堤湖和幼师们一起割草支农。汉寿围堤湖是血吸虫疫区。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高烧四十多度。在极度贫困中，母亲和姨祖设法筹钱为我治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不免费），住院一个多月，差点丢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废学业，十分痛惜，又无可奈何。她要我习碑帖，练毛笔字，看书自学。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亲也在其列。母亲命运的转机，也给我带来上高小的机会。我上的高小是本乡有名的邹家坪完小。班主任邹宪章老师很有才华，又诲人不倦。令我兴奋而又紧张害怕的小学升初中考试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试在太子庙中心校举行。我夺得全县第一名。
然而汉寿县教育局最后却做出这样的结论：李荫国父亲是畏罪逃往台湾的反革命，母亲是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虽过继给李家，李家也是县内头号资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绩再好也不予录取！
全县第一名却不被录取。这是我第二次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凉秋九月，眼看着许多同学带着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进入汉寿一中、二中，我却再度沦为无业游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怀疑自己还有没有中国人的人籍。我对自己的前景彻底绝望了。可是这一次我却奇迹般地很快平静下来。我已经15岁，完全懂事了。当时干什么都有一道政审关卡。升学、参军、参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沦为文盲或半文盲。我认命了。
怀着满腹心酸，我从母亲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边。上街我总是走边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贼，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学就远远避开。姨祖鼓励我切莫悲观，要坚持自学，继续练毛笔字。她让我读《古文观止》，给我讲韩柳欧苏，讲《左传》、《国策》、《史记》、《汉书》里的故事。“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李陵答苏武书》中苍凉的描绘把我带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当时我的荒凉与无奈的心境。我的泪水往心里流淌！
姨祖觉得我困在家里看书写字也不是个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1963年底，姨祖专程去长沙，找到汉寿籍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郑英铸（也因右派问题被困），请他帮我找个中学就读。郑先生是汉寿名士，1949年之前县孤儿院院长郑启涛之子，与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郑先生十分同情我的处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师（汉寿人）相商。几经辗转，终于寻到一所愿收“梁山好汉”的民办中学。这所学校叫长沙清华民办中学，地址在小吴门下的清水塘，校长贺邦鸿。
别看这个中学招牌大得惊人，却是一所极为简陋，刚刚开办不久的学校。三个教室，两个年级。学生大多为进不了公办中学的出身不好的学生，还有一些是问题少年。湖南日报社等好几个单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们班。老师的水平还不错，他们都没有公职，干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会失意者。
经过清华民办中学一个学期的努力，1964年暑假过后，我怀着新的希望插班到长沙读初中二年级。很快，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师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2月，一封汉寿县教育局并加盖中共汉寿县委大印的公函追寄踪学校。该公函介绍了李荫国是何许人（家庭背景和汉寿县不予录取的事实），称该生不甘心现状，隐瞒家庭出身来长沙读书。按照党的政策，应辞退出校。请予配合。
据母亲回忆，当时株木山联校教师彭某曾几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联校骨干刘某为主谋，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读书”当做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妄图复辟变天的重大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汉寿当局高度重视，像追踪逃犯一样穷追不舍。
清华民办中学贺校长找到肖沛老师告知了真相。肖老师和郑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顺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师找我谈话，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一套由周朋寿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回去自学。我第三次失学了。这也是最后一次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回到汉寿，我再也无心自学，再也不奢望读书考什么大学。我的学校生活就此结束，我的升学梦彻底破灭。算起来，我读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个月，共六年多。正当求学上进的花样年华，我却连续三次被学校坚拒于门外，这无异于将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少年反革命 作者 胡健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北岛诗《走吧》
当时吴续久和我是实验小学5年级的同学，我俩的父亲又都是被批斗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常在一起。我家有一台红灯收音机，吴续久来时我们会乱拨电台挑选节目。一次，我们无意中拨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那可是敌台！我们十分惊异，十分恐惧。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境外的华语或英语等语种的广播电台，特指当时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声音调到最小，故曰偷听敌台。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判刑。在思想禁锢的文革岁月，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一次，我和吴续久从莫斯科广播电台听到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那么欢快，那么喜庆，那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听极了！文革后，中央台哪年春节不播放它呢？可是当年我们却是在心惊肉跳中收听的它。还有一次，我们听到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一唱三叹，好呀！我后来才知道，马思聪当年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了国外。莫斯科电台播音的声音不同于国内电台，内容则大都是对中国当时被禁的文艺名作的介绍。至于说我们当时偷听莫斯科电台有什么政治居心，那是太抬高我们两个小孩子了。
不久，复课闹革命了，我们也上中学了。我在淮中，吴续久在一中。有一天，是个星期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吴续久被抓了。因为写反动标语，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惊呆了。如果吴续久成反革命，那么我怎么办？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晚上睡觉时人在床上就好像飘起来似的。
次日星期一，我去学校上学。班主任通知我：“早操后你去办公楼政工组一下。”完了！彻底完了！！无边的恐惧笼罩着我。我胡里胡涂做完早操，随着班级的队伍从环城路向校园跑去。我整个人好像在队伍中飘，心中说着：“同学们，再见了！白云蓝天，再见了！”到了政工组，两个中年模样的人询问我关于吴续久的情况。我如实相告。最后，他们两个好像非常友善地说：“你没事了，不要害怕！”可我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不久就传来了吴续久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批斗劳改的消息。
吴续久后来回忆说：那天早上进教室时，他发现教室窗户都被用纸糊了起来（神秘），桌凳也变动了。吴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两名壮实高大的同学就夹在着他坐下，市文教卫系统革委会的头头和一中革委会的头头也走过来了，当众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续久押起来！”吴续久就这样收押了。当时他不到14岁。
所谓的反动标语根本不是吴续久写的。“当时我父亲、我舅舅都被打成走资派，我怎么敢写反动标语呢？我怎么也不承认，并提出可以通过验笔迹等方法查出写标语的人。”革委会的头儿们先是来硬的：“你父亲、你舅舅都被批斗，你不可能没有阶级仇恨的，反动标语不可能不是你写的！”后来他们又玩软的：“你承认了吧，你很小，可以宽大处理，不会影响你的上学、你的前程。”一个不足14岁的小孩子，哪里经得起那些横高竖大的大人们一天一夜的折磨，吴续久终于在审他的人事先写好的纸上签了字。（这些成年人欺哄逼供孩子，真是其无后乎！——编者）就这样，吴续久成了现行反革命，不准再上学，不断地被批斗，并在学校里劳动改造。
那些革委会的头头在审问吴续久时还特别提到我：“你成天与叛徒、走资派胡某某的儿子在一起玩，你们干了些什么？偷没偷听过敌台？”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蒙这些大人们如此看重，真是受宠若惊！
1971年，吴续久被当作三等公民分配到一家社办厂，我被分配到一家大集体的工厂。我比吴续久要高一等。之后不久，吴续久的父亲平反了，又成了革命老干部，吴续久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也因证据不足而从有变无了。吴续久现在生活得还不错，他说他对当年的事已经不愿多想了。
补白：奉节县城小商贩傅吉华夫妇，年近半百，无儿无女。因为朱衣供销社像机关一样严格执行上下班作息时间，开门晚关门早，还午休，农民买点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华在供销社门前租了一间农房，通过关系从供销社批发食盐、卷烟、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销。供销社不开门时，社员可在此购买，免得跑空路。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红卫兵司令部开成立大会，几个革命小将将傅吉华揪上台批斗，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令其低头弯腰。傅吉华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项罪过，莫名其妙，不太驯服。几个小将上前揪臂按头，傅吉华向前一蹿，一只脚踢到了揪他的红卫兵邓昌友的下身！刚满13岁的邓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资产阶级分子傅吉华毒打红卫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区公安特派员立即派民兵将傅吉华绑送县公安局。傅吉华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傅被判刑入狱，傅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属，当然不能再开代销店了，生活无着，长期抑郁生病，又无钱医治，死在租住的农房里。傅吉华在文革后才出狱。 陈宗培
坏人时代 作者 甲乙
坏人曾经是中国社会强行分出的一类人。那时我们是祖国大花园中的花朵，我们被教育眼前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坏人，因而要睁大眼睛辨认，以免被坏人污染。我们队就有一个坏人，是右派分子，四十多岁，是从外地押回老家改造的。我家隔壁的老地主也是人人皆知的坏人。他老朽、掉牙、秃顶，见人卑躬屈膝，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在人们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思想和肉体批判时，我仿佛享受到自己是个好人的快乐。
但是很不幸，某一天我家也出坏人了。大队革委会头头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反革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个坏人，要与他划清阶级界线，不能包庇同情。他还动员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站出来对父亲进行揭发斗争。我那发育得尚不成熟的大脑，实在无法参透这个复杂的问题。我非常紧张，觉得自己站到了人生的危机关口。我固然很向往革命队伍，不愿被革命大潮抛弃，但我并不了解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坏人。他经常说政府好，从不说反动话，怎么会是坏人呢？他唯一的问题是几十年前当过国民党军官，可是很快就向新社会自首投诚了啊。
我不了解父亲，因而无法批判父亲。大队头头很失望，把我从“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中划去。后来我偶然得知父亲竟是区里政工部门内部监控的对象，感到非常恐惧。如今四十年过去了，父亲已逝，不知他这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是不是还在，需不需要平反昭雪。
我20岁那年竟差点儿也成了坏人。公社搞围湖造田，青壮劳力冬天到湖滩挑堤，从早到晚干十四个小时，很累。有天傍晚，我挑一担土上了堤坝，倒土，喘气，不知怎么想的，竟突然对平时要好的哥们小张冒出这么一句：“我们挑长城啊。”学毛选小组成员阚某听到了，马上质问我：“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你这是把我们的党比作秦始皇！”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就凭这一句话，我也可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地现场批斗，然后逮捕坐牢。于是我和小张紧急商议：假如阚某真去告密了，我决不承认，而作为证人，他要坚持一问三不知。此后几天我一直担心大队会把我突然揪出来批斗。可不知为什么，这事竟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我算亲身体验到差点儿成为坏人的滋味了。
最后彻底动摇了我的坏人观的人还是父亲。父亲正派、廉洁、坚强、守信、敬业，做人做事一丝不苟，一生虽苦，却以苦为乐。即使生活穷困不堪，但绝不会有小偷小摸之心。他从不撒谎，不贪他人或公家一点便宜，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青年人总是告诫要学好。他曾当过生产队保管员，人家想伙同他私下多分一点集体的东西，他却义正辞严拒绝。父亲一生坚持做他自己，不管头顶的压力多大，日子多难，他都依然如故。乡人因此称父亲为周朝人。据说周朝人最守规矩，对王法说一不二，朝廷可以画地为牢。如果我们的社会更多一些父亲这样的人，肯定就是一个好社会，好国家。
今夜，在这里，我在自己内心给父亲彻底平反——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写的至诚之人。我虽是父亲的儿子，在人格尊严上实不及父亲的十之一二。由父亲推去，我青少年时代看到的许多坏人，看来其实并不坏，甚至其中不乏极好的人。本来我应该多多感受他们的人生光华和智慧，却错过了走近他们的机会。在那个弯曲悖谬的年代，人们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封闭心理，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彼此戒备，很难坦诚待人，很难轻松共事共存。
现在我常反问自己：你是一个坏人吗？似乎不是。你是一个好人吗？也说不清。起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好人，缺少正义感，缺少血性，缺少悲悯情怀，很多时候蜷缩着躯体，过着甲壳虫一般生活着。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好人是不该这么窝囊地活在世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