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梅的爷爷叫柏辉章，抗战期间是国民党师长，现在的遵义会议旧址就是她家以前的老宅。这些年她一直在设法了解爷爷抗战的经历。"
" 小时候，爷爷的名字在柏梅家是个敏感词，父母只说过“你爷爷是个好人”，其他只字不提。但柏梅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
" 改革开放后，柏梅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可能应该是抗日英雄。"
" “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实话告诉你，当年，国民党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一位曾经的国民党老兵望望四周，确定周围没人，在康振贤耳边小声说了这句话。
这是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贵州独山的场景，独山被称作贵州的南大门，也是西南的交通要道。那时候康振贤二十出头，在当地织绣厂搞设计，他喜欢和一帮老头子在一起聊天。这些老头子全都是当年的国民党老兵，1949年留在大陆，此后历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了，他们才开始敢谨小慎微地和周围的年轻人悄声 “炫耀”一下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而那个年纪的康振贤很喜欢听打仗的故事。于是，他和这群老兵成了忘年交。
如今，这群老兵几乎都已不在人世。而康振贤十五年前搬到了广东中山，做广告生意，业余时间开始研究国民党老兵抗战的历史。
今年中秋节前，康振贤回了趟独山老家，和他同行的人叫柏梅，柏梅的爷爷柏辉章是抗战期间国民党102师的师长，这个师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中战况惨烈，伤亡惨重，同属102师的柏辉章的胞弟在运送弹药赴前线时阵亡开封，团长陈蕴瑜战死战场。
2010年，康振贤写了一篇关于柏辉章之死的文章，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而此时，柏梅正在想尽办法搜集当年爷爷抗战的资料，她偶然搜到了康振贤的博客，留了言，两人取得了联系，发现竟然是十几年前的邻居，曾住在一条街上，柏梅的家在这头，康振贤的家在另一头。
于是，他们相约中秋节前回一趟贵州，他们找到了柏辉章102师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一起去了遵义和独山，探访柏梅的一些亲戚，这些亲戚可能掌握更多爷爷当年抗战的资料。
柏辉章， 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的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柏辉章较为稀见的军装留影。
抗战期间，柏辉章带领102师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团长陈蕴瑜阵亡，国民政府予以表彰，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
应该算是英雄吧
今年54岁的柏梅在广州生活，退休后她一直致力于寻找爷爷的历史踪迹。柏梅说她很后悔怎么不早些做这件事，她出生时，爷爷不在人世已经四年。到了懂事的年纪，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地主，1949年留在大陆，1952年“镇反”时被枪毙了。
小时候，“爷爷”这两个字是柏梅家敏感词。父母很少提及，偶尔说起，只是说“你爷爷是好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柏梅才逐渐清楚，自己的爷爷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
她对爷爷充满好奇，但可惜渠道并不多。曾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1995年就去世了。1980年代她的父亲曾和弟弟聊起过爷爷的故事，有时候，爷俩从早聊到晚。
后来，弟弟会把父亲讲的一些内容转述给柏梅，但也都是碎片式的，接不到一起。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柏梅愈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爷爷是抗日英雄，不是大军阀，而且在解放时曾带部队起义。于是，她开始搜集资料及实地寻访。
1972年，我15岁，参加工作到了药材公司。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单位、街上，我说话都小心翼翼。一次我偶然听别人说起爷爷曾经打过红军（注：娄山关战役另一方即为黔军柏辉章部，在黔北阻击红军，后蒋介石将其改编为国民党第102师），心里很难受，想他后来怎么会被处决，但一直没问父母——怕伤害他们。姐姐和哥哥那时在农场当知青。有一次奶奶跟姐姐说，曾经跟我爷爷去过北京玩，刚说到这里就被我父亲制止了——父母对我爷爷的事情讳莫如深。
1981年国庆，叶剑英发表了 “叶九条”，是对台政策的较大转变。现在的遵义会议遗址就是我们家的旧宅；爷爷在赣南师管区任司令时，蒋经国任副司令，爷爷有些旧部去了台湾，应有些影响力……父亲就以国民党将士子女的身份写了一封信，为统一提了一些建议。
信寄出后，叶剑英批示柏辉章的事要慎重处理。独山只有这么大的地方，大家都在说我爷爷要平反了。但后来，听说批示到贵州省委，省委转到遵义地委，遵义地委又转到地区法院，法院维持原判。政法委一个离休干部说，平反牵涉到家产，遵义会址肯定不可能还你们的，那就得补偿，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就撂下来了。
那时父亲模糊地告诉过我，何应钦曾在解放前请爷爷去香港，但他没去：一是不可能全家人一起走；二是他乡土观念很浓，说留下来，才可以在解放时把遵义城完整地交出去。
1983年，我到遵义看我二姑婆（爷爷的妹妹），二姑婆说当年爷爷被处决后，家里人不敢去收尸。到了晚上，专门收尸的人把爷爷的尸体就地埋了。一个星期以后家里人才大着胆子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带去了换的衣服，但又不敢换，二姑婆买了白布裹着，装上个小木匣重新埋了。后来我们去找他在凤凰山的埋葬地点，没有找到。
那时家里的亲戚都在埋怨我五爷爷柏民章，说是他害了我爷爷。听说在法庭上对质是否“通匪”时，是他指认爷爷的，听说爷爷当时都流泪了。但五爷爷特赦出来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被强迫盖的手印，东西是事先写好的。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彭真发表讲话，公开承认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之前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当中，都是说国民党不抗日。当时我们欢欣鼓舞，觉得那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人，解放时又起义投诚，应该就算是英雄了吧。父母都很兴奋，开始对我们说得多一点了，但细节也没讲多少。
1938年，柏辉章率部队奔赴徐州。
拆不掉的纪念塔
让柏梅知道爷爷是怎么带着整个师打日本人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贵州草鞋兵》，由贵州文史工作者齐赤军、梁茂林编撰。书里记载，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102师负责防御长沙外围的新墙河阵地，抵御日军数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伤亡惨重。部下数次告急，柏辉章都以“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顶回。“102师是杂牌军里的中央嫡系、中央嫡系里的杂牌军。中央嫡系不是陆兵大学就是黄埔军校出身，柏辉章不是，但又一直在国民党最中坚的部队里。”因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前身为黔军的102师一直处于尴尬的状态，所属军团变动频仍，在抗战中“到处找婆婆”。康振贤认为，这是 102师从未显赫的重要原因。
抗战开始后，102师先在第17军团归胡宗南指挥，后归第8军黄杰部。孙立人淞沪会战打得精彩，有102师的功劳，虽然是主攻，但由于打助战，功劳被忽略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102师的乌石门大捷是核心中的核心，但功劳记在了当时102师所属的第4军头上——记功时，102师已退出第4军……“102师是整个抗战的独立师。冲锋打仗在前头，撤退作后卫，劳而无功的事全部做完了，而且都是在关键的战役上。”康振贤感慨地说。
万家岭一役，是抗战中最完整地歼灭日军整个师团的一次战役，时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日后也承认，日军“遭受了中国军队覆灭性的打击”。而这段历史、这一场战役，柏梅直到看了《贵州草鞋兵》才知道。
我一度知道有很多写爷爷的文章，但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去年《贵州草鞋兵》问世。
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是当年地下党派来做我爷爷起义工作的人之一。他过世前留下遗言：一是让他认识的《贵州草鞋兵》作者梁茂林把书寄几本给我们；二是他很内疚，他觉得我爷爷被杀是冤案。
收到书，我看到了爷爷从1937年开始在上海、徐州、武汉、南昌、长沙一路大战役打过来的状况，真正被震撼，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了他是怎么打仗的。原来只知道战争很惨烈，但惨烈到什么程度，完全不清楚。
书里说，第二次长沙会战，新墙河是整个战场的最前沿，102师一个师面对2万日军，爷爷把指挥权交给他的参谋长熊钦桓，自己拿枪上阵督战，没有援兵，他的将士一个个牺牲在他身边。战斗结束清点人数，军官不足百人，士兵仅存540人，102师死伤九成，爷爷失声痛哭。这部分，我看一次哭一次。
也因为这本书，我才了解贵阳102师纪念塔的来龙去脉。1970年代我去贵阳亲戚家，亲戚说纪念塔是我爷爷修的，我没有追问——过多的话不去说，也不去问。现在才知道塔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爷爷为悼念102师阵亡将士而建，刻有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1952年被拆掉了。但塔的名字保留了下来，今天公交车到那里就是一个站——“纪念塔”。
万家岭大捷，我也是看书才知道。这战他“力排众议”，将进攻重点放在乌石门一带，一仗即歼敌千人，而102师和友军共消灭了日军一个师团约2万人，阵地上还出现了友军立的“向102师看齐”标语，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还上报蒋介石，表彰102师。
爷爷的一只耳朵抗战时被战场上的炮弹震聋了，但具体是哪一次战役不知道。看到书里徐州会战中的砀山战役，我这才对上号，他的耳朵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震聋的。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脆弱，看电视剧《滇西1944》的松山之战、滇缅之战，看央视10套的《中国远征军》，都不由自主泪流满面。
再后来，我上网看了抗战纪实文章《国殇》、纪录片《同仇敌忾》，看了一些关于爷爷之死的文章。今年龙炘成在《文史天地》刊发的《遵义会址的“房东”柏辉章》，更触动了我。这些文章让我感动，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102师，在关心柏辉章。
没把赔偿看得很重要
康振贤还记得独山有个参与淮海起义的国民党老兵，当过团长，起义后在城关二小当教导主任，没当两年变成敲钟的了，敲了几年钟去菜场卖菜，“反右”开始后，菜也没法再卖了。一天，老兵被通知去当地中学开会，一去即被软禁了十几天，随后被送进监狱，很多年后才被释放。
在织绣厂时，老兵们找康振贤，不是来诉苦，是来写书法，这些人中有基层兵，也有干部兵，写字都非常漂亮。1949年以后，他们留在大陆，却都历尽劫难。1980年代平反后，一些生活无着的老兵一度比较颓废。后来独山政协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这些人都名列其中，现在几乎都不在了。
康振贤这次回独山，发现这批人里惟一剩下的一个老兵——蒋介石最后提拔的一批将军中的一个，已经快100岁，瘦骨嶙峋，在床上动不了了。康振贤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讲一句良心话，我接触的这些老兵后来有一个共同点，只是为正名，没有一个把赔偿看得很重要的。”康振贤回忆。“他们是中国军人，是为了国家利益走上战场的，他们要求恢复名誉，更多的就是要他们的儿子以后有一个祭奠的理由，你不认为我是英雄，至少不能说我是狗熊吧？”康振贤说，老兵们都有这样的心结。
9月12日，康振贤和想知道更多爷爷往事的柏梅来到贵阳，跟柏辉章当年的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见了面——她也在搜寻她外祖父的资料。几人一起来到柏辉章部下陈蕴瑜老家平坝天龙镇祭拜。陈蕴瑜在徐州会战砀山战役中牺牲，这一役，浴血奋战七天，“全师进入战斗时有官兵8000余人，战斗结束，仅剩 3000人了。”（《贵州草鞋兵》）战后，柏辉章曾派数名便衣人员去找陈蕴瑜遗体，但没有找到。陈蕴瑜的尸骨永远留在了战场。
现在的墓，是陈蕴瑜的衣冠冢。
陈蕴瑜墓爬满青草，还有一块大青石，上面刻着我爷爷手写的祭文。从街面转入小巷，在巷口远远看见墓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起码陈团长还有墓可扫，我爷爷连具体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心里百感交集，当时就哭了。我抚摸爷爷手写的石碑，拍照，也哭。我们还通过守墓的陈蕴瑜侄子，联系上了陈蕴瑜的孙女，通电话时，我们都痛哭失声。
9月13日，我到遵义姑妈家，她是我三爷爷柏宪章的女儿（注：徐州会战，柏辉章三弟、102师兵站站长柏宪章在开封阵亡）。姑妈90岁，姑父93岁了。两个老人非常激动，跟我说了很多过去的事。1929年爷爷在务川当县长，离开时百姓都带着镜子和水碗来送他，爷爷当年非常清廉，也是一个儒将——蒋介石开师级干部会，与会者发言只给3分钟，爷爷被允许说下去，一直说了7分钟；爷爷重视学问，旧学也好，他在遵义捐资办了中学和小学
现在成为遵义会址的那栋房子当年是爷爷出钱、我大爷爷修的。1983年，我第一次回遵义，在门口照了一张黑白照。2008年，两个进修的同事到贵州，想顺便去看遵义会议旧址，我也去了。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里以前就是我家，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是买门票进去的，40块钱一张。
1935年，爷爷的军队曾和红军打过一仗，遵义家里的人全下乡去了，红军进来，找到我爷爷的房子开了遵义会议。家人回来时，红军已经走了
我们从来没有想着平反了以后要拿家产怎么分，就是最穷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想过。如果这样想，是在亵渎长辈。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