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无比嚣张的“权贵经济”从何而来?(图)


影响中国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我认为,这些仍然是现象。收入差距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弱势群体也会接受收入差距,至少不会上升到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程度。我认为,导致人们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根源是日愈凸现、日愈壮大的“权贵经济”,是产生“权贵经济”的二元经济体制形态。

“权贵经济”是权贵者借助经营者实现权力寻租,经营者依傍权贵获取超额利润,彼此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高速敛聚财富。财富来得容易,自然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发布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报道:截至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然而,中国人均GDP却仍在百位之后,中国内需严重不足,不仅有2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背负住房难、看病贵、学费高等新“三座大山”。同一片蓝天,冷暖迥异。“权贵经济”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行为,刺激并激怒广大遵纪守法者。

那么,权贵经济从何而来?如果将“权贵经济”的出现和泛滥归咎为改革,归咎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本末倒置了。放眼世界,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市场经济国家,难以形成严重的“权贵经济”。我认为,“权贵经济”不仅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刚好相反,“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权贵经济”是抓住配置资源的权力不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市场规则,而“权贵经济”蔑视市场规则,在“权贵经济”的冲击下,按部就班遵循市场规则依法经营者往往举步维艰,通过向权力行贿可获得超常规的高额回报,“不找市场找市长”成为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黄光裕现象”就是对依傍权贵可富甲天下、一步登天的最好说明。所以说,“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它迫使经济活动遵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实际上,“权贵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存在而形成的产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过程,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未完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还顽强存在。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权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权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资本的天性是,只要有300%的利润,就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增量方面,即培育市场经济,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培育和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对存量方面的改革还处在攻坚阶段,政府权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还冠冕堂皇地存在,并且,由于对存量的改革涉及政治领域、涉及改革执行者自身的利益,存量方面的改革必然艰难。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政府的职能就是二元经济政府职能。

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有更多、更大的寻租空间。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孳生“权贵经济”,即中纪委曾经指出的“权力三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腐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政府权在两种职能并存的情况下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权力一旦异化为资本,面对300%的超额利润,权力资本就利令智昏了,即使法纪严密、重拳出击,仍然是“一个胡长清倒下了,千百个胡长清站了起来”。为什么?归根究底,就是体制在做祟。这个体制,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处在过渡时期,政府权介入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与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种混合体制。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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