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分子的命运与挣扎 作者 李若建
四类分子的命运之一：被歧视与被改造。
从土改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个乡村，土改时制定10条管制地主的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甽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9、不准亲戚来往；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
让四类分子佩带某种侮辱性的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挂狗皮条。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四类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
1965年规定，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在农村中，有的地方规定，四类分子实做的工分要被扣去3％，上缴大队。1957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分子，只准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有人因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因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300余人。
一般情况下，四类分子要做公益性的无偿劳动，比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1964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对四类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也执行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区、镇为6-9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区、镇每人为4-5元。
四类分子言谈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年1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结果此人被吊打逼供，制造出一个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成员1359人，涉及两省5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32人，预谋杀害未遂的18人。
据保守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类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歧视。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年对贵州省18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县由原来的27%上升到43% 。延吉县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31%。
文革后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
四类分子的命运之二：被驱逐。
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的现象。文革前，局部地区也有把四类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的普遍做法。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被赶出上海，造成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于粤北山区。1960年11月，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的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里的131户人家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142户，810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1963年新疆发生过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
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据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命运之三：肉体上被消灭。
在早期的土改过程中，东北、华北和华东（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地区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甚至杀死中农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吉林省乾安县整个土改过程中，各种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农42人。黑龙江省依兰县土改前有7337户，其中地主富农424户，土改后有8214户，其中地主富农272户；土改前后地主富农减少了152户，相当于土改前的35.85%。为何地主富农户数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笔者没有见到文字资料说明。依兰县在土改中被枪杀、打死和自杀的地方富农多达103人，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农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即使在1949年后比较温和的土改过程中，也发生过大批四类分子死亡的事件。广东省恩平县土改中自杀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的一家7口全部自杀)，富农108人。
在文革当中，不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遭到屠杀。这种屠杀，除了发生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如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江西、陕西之外，甚至发生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根据笔者见到的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统计，被残杀的人数超过万人。在屠杀的过程中，也有个别面临死亡威胁的四类分子铤而走险，反过来杀了其他人，因而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杀戮。有的四类分子被残杀后，尸体都不被放过，还要对尸体开批斗会。
文革期间，湖南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占24．20％。被杀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大年龄的78岁，最小的仅10天，杀人的手段极其惨无人道。有的杀人者害怕将来被害者子女报复，因此在屠杀中采取令人发指的株连，连儿童也不放过。株连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内战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北京市大兴县在文革中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株连只是一种历史的延续。1948年密云县镇压反革命，也发生过把地主富农全家杀死的事情。
挣扎之一：与成分好的人家通婚。
在血统论的阴影下，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改变命运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下一代能够改变命运，一些四类分子家庭采取与成分好的人家联姻的方式，期望借此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连累配偶，同时对方也未必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与四类分子家庭通婚。有调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愿意娶成分高的人为妻，肯定是对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如貌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他们还是优先选择与自己家庭出身地位相当的人。
一些与四类分子联姻的人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与四类分子通婚的问题引起中共高层注意，曾经下文件指导如何应对。196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中规定：“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文革前有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与一位富农的前妻结婚，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支部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并且要在党籍与妻子之间做选择。这位书记选择要妻子，结果失去党籍。四川某县法院院长，因其岳父1957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被说成认敌作父，认敌为友，终被判刑，并被迫与妻子离婚。其妻被定为拉垮共产党干部的坏分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十多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与四类分子通婚的人惨遭杀戮。1967年10月，广西全州县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地主出身的刘某，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不被允许，结果刘被迫抱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山洞而死。
挣扎之二：外流或外逃。
四类分子离开居住地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早在1951年中共中央就规定：地主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不得改名换姓，不得改变成分籍贯。虽然有风险，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四类分子选择逃跑。1979年各地在给四类分子摘帽时，发现均有一部分人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比例还很大。江苏邳县四类分子9603人，外流501人。山东省安丘县给4863名四类分子摘帽，给错划错戴502人纠正，另有487人因长期外流，无法处理。山东省诸城县，20.79%的四类分子外流与外逃。黑龙江省嫩江县经过历次运动，全县共有受管制分子4016人，外流的796名，占19.82%。
外流、外逃者要面临被捉的危险，因为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时均要审查政治面貌。一般情况下，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抓捕后会受到惩罚。福建省由于经济生活困难，一部分四类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厅部署各地公安机将其追回。1960年追回4816人，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批评教育、管制或逮捕处理。
编者曰：除通婚和流亡之外，五类分子家庭还有另一个摆脱命运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成分好的人家。我舅爷（父亲的舅舅）家是地主，又是右派，三个儿子个个一表人才，蟒梁似的大小伙，可就是找不上媳妇。最后，老二被送人，娶了媳妇，老三转亲转个媳妇，老大在摘帽之后三四十岁才找上媳妇。
补白：1976年春，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奉节朱衣公社五湘大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没想到，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打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鵮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区和朱衣公社机关就设在五湘大队，无需传播，领导就知道了。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敢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昌国的言行当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批判的对象由老邓变成了小邓。
邓昌国的话虽然反动，但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再没有人发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军工厂。邓昌国刚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区公安特派员不知为什么发善心，只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没将他逮捕法办。但是，他永远失去了进厂当工人的机会。 陈宗培
土地阴谋 作者 李肃
据官方文件，土改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的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1950年土改时，中共本已控制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颁布法令，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和平土改。但是毛泽东们坚决反对这种方式，主张通过组织农民与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夺回土地，搞流血土改。他们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比例，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的10%”，然后要各地按这个比例制造敌人。以当时 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制造出的阶级敌人有900万人。
土改工作队普遍鼓励农民打地主，甚至亲自上阵打人。苏南2742个乡，有200多个乡发生乱斗乱打，218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剥光衣服。新华社记者穆青写于1950年6月2日的《内部参考》中记载，河南土改，一个多月发生逼死人命案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20天里逼死7人。1953年春，广东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流行一个口号：“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据保守估计，当年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另有估计可能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这样农民就只能跟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让农民有一种感恩思想，觉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毛泽东曾总结他的成功经验：“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通过杀地主、富农，基层老百姓都处在恐惧和紧张之中，就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它的对立面，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如此一来，它的基层政权就巩固了。杀人立威，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
除了杀人，还有重组阶级队伍。他要制造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翻到上层，把原来处于上层的人压到下层。这也是它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土改之后为什么又搞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出于政治权谋。当初毛泽东说，将来我们建立政权后，要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个承诺，对农民，特别是对贫苦农民，非常有号召力。如果他当初说，将来他建立政权后要把土地收归国有，恐怕农民谁也不跟他闹革命了。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划分阶级，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地主和富农。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土改时，中国农民欢天喜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不旋踵，中共又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直到今天，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征地、拆迁，随便制定土地价格和补偿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政府予取予与，农民无话可讲，无可奈何。
我家的地主分子 作者 吕维
祖父的大名叫吕吉，从小没念过一天书，属于彻头彻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从小体格健壮，很有蛮力，又不怕吃苦，七八岁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放牛、拉动轱辘、打坷垃、割草，甚至锄地，凡是孩子们能干的活，样样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岁以后，祖父便开始参加大田里的锄地和收割等劳作。我家祖上属于世代农耕人家，从没有出过读书人。祖父的十几个同辈兄弟，个个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虽然识几个字，也仅仅是会写自己的名字或简单地记些账目。
十五岁时，爷爷已经长得成年人那么高，粗胳膊壮腿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岁那年，和奶奶结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亲。随后兄弟俩分家，他分得一头牛和三十多亩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是世世代代小农的梦想。可是爷爷并不满足于此，他雄心勃勃要发家。
他的发家本领主要就是吃苦耐劳。自我记事起，爷爷从来没有午休过，吃饭很少坐着，总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饭扒拉完就走。锄谷子，在当地，连锄带间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锄一亩多一点，爷爷却要锄到二亩半。这个效率靠什么？靠早出晚归！每年早早锄完自己地里的庄稼，就出去揽工，给别人家锄，挣几个现钱，然后攒起来。到了冬天，大多数人呆在家里不出门，他却天天一早起来，挎着箩筐，提着粪叉，急匆匆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忙着拾粪。
节俭是爷爷发家的另一个主要手段。爷爷节俭到了守财奴的地步。小时候，每逢奶奶和我讲起爷爷的事，总是把他称为抠心鬼。他很少穿过像样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如果奶奶主动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会大发脾气，久久不穿。家里吃的也大多是粗粮，常年不见腥荤。种的香瓜、西瓜之类，从来不让孩子们随便到地里去摘。他给家里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数拉到城里去卖，然后把卖掉的钱交给奶奶积攒起来，到一定数目，再买几亩地。
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时，他拥有的土地居然已过百亩。农忙时，开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长工，常住我家，和爷爷、父亲一起干活。
土改时，上级给我们村下达了八个地主富农指标，爷爷荣幸地跨入前八强，被划成富农。不久又将他关起来，要他交出积蓄的银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块。工作组不信，几次斗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个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里的一位亲戚家中。不久被人发现，村里派民兵将他抓回。为防备再次逃跑，每晚将他仰面朝天绑在一张八仙桌上，继续向他索要银元。后来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说他力气大，自己挣脱了，也有人怀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为这人曾多次给他打过短工，关系甚好。再次逃跑后，爷爷一直躲在阳方口一带，曾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秘密潜回家中，巧妙避开看守人员，刨走一小罐银元作为盘缠。那时，他根本不打算远走，仍然幻想着有一天，风头过去，靠手头这点积蓄，再重振家业。他离不开土地啊！由于他的逃跑，工作组甚为震怒，将成分再次提升一级。于是，尔后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栏，便永远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后，爷爷失去了房屋、土地、粮食，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被迫无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谋生。但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进入我村前八强，给全家带来的那个恶魔般的称号——地主。从此以后，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缠住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并且越缠越紧。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爷爷小三岁。嫁给爷爷的时候，身体甚为虚弱，经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担落在肩上，只有带病劳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面。秋收时节，丈夫在地里忙着，场面上的活儿大都落在她身上。我们家乡，家家户户以谷子和高粱为主。拉回场面上的庄稼，都是一捆一捆连秸杆带穗子的。她凭着一把短镰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来，然后和丈夫一起用连枷打下颗粒。未打净的，她要放簸箕里揉下来。带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满身尘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这个家，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还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弟兄四人在他们的父亲带领下，于清朝后半期迁到这个村子。他们搬来的时候，当时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却拥有五千多亩土地，离村较远的地方还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父子几个终于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时，曾对两个儿子说：“我给你们打好了根基，以后的日子就靠你们了。千万不要抽洋烟，不要赌博，要正正经经过日子”。
爷爷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劳遗风，夫妻俩同心协力做起了发财致富的美梦。做官为宦的，发财致富往往数年，甚至数月。中国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却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据说，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受苦人，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奶奶对爷爷基本是满意的，曾多次对我说起，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未沾染过任何恶习，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是那节俭到吝啬程度的行为，常常令奶奶不满。奶奶天生好心眼，乐善好施，恰好弥补了丈夫的不足。爷爷固然把钱看得很重，但其诚信度极高，从未拖欠过雇工的工钱，因此村上的人都乐于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这样一年好似一年过着。奶奶进入中年以后，因为有我母亲分担了大量家务，不再像以前那样辛苦操劳了，身体竟逐渐健康起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订婚还未出嫁的女儿（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击倒，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有一段时间，奶奶精神错乱，整天说胡话。母亲曾对我讲过，姑姑死去的那两年，奶奶时常一个人坐到村边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风刮过，她便对着喊叫姑姑的名字，声音凄惨。常常母亲费尽周折，多方劝说，几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里。回到家，还是不停地叫着姑姑的名字，饭菜不思。到土改时，奶奶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奶奶和爷爷不一样，她对钱财看得很轻，土改被关初期便交代了所有积蓄。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工作组派人来找我母亲，说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么地方埋着银元。母亲按人家说的地点挖出两小罐银元，工作组随即拿走了。工作组总认为我家还埋着银元，奶奶因此被捆绑吊打过。有一次还烧红了烙铁，动员群众去烙，然而却始终无人下手，只好作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好人缘。据村里老人们讲，那些年谁家有困难，向她借钱借粮，从未碰过钉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吕成功，曾在村里当过闾长。任职期间，一个姓白的人因偷盗被抓，被送进城里看守所。此人本来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从此，死者的弟弟白汉成，便把所有仇恨都归结在吕成功名下。土改时，白汉成成了积极分子，坚决要求把吕成功处决，并准备将其十六岁的儿子同时置于死地，以便斩草除根。有人将消息透露给吕成功的儿子，这个少年在夜深人静后越狱逃走。处决吕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个名叫白宽的年轻人被一起押出，戴着高帽子，走在人群里。前面几个年轻后生早用绳子将吕成功的双脚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着绕村转了一圈。起初吕成功还不断发出呻吟，拉出村外时，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达二里外的沟边，大家停了下来，将吕脚上的绳子解开，随即把奶奶和白宽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简直吓傻了，吕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条，背上、臀部和后脑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气息。工作组的人厉声喝令奶奶和白宽将吕成功推下沟去。一个女人家多咱见过这样的场面！奶奶双手颤抖着，一点也不听使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工作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们推下！”幸亏有那姓白的年轻人，奶奶帮着总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躯体推了下去。随即，民兵们搬起预先准备好的两车石头，纷纷向下砸去……
当天夜里，奶奶发起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第二天，工作组通知母亲去领人，母亲央求隔壁两位大伯将奶奶抬了回来。几十年后奶奶对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还不住地发抖，说在尔后的几年里，她时常做噩梦，梦见当时的情景，梦醒后浑身发冷，害怕得再也睡不着。
父亲只活了四十岁，死在饥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亲的死，对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痛不欲生，卧病在床将近两年。她把父亲的死一股脑儿地怪在爷爷身上。原来，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承担起爷爷交给他的重任。耕地、播种、赶车、送粪、拉炭、应差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过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于青少年时便累下毛病。微驼的背，瘦小，黑干，从体质上看，明显属于缺乏力气的角色。父亲小时候上了三年私塾，认得一些字。本想继续念下去，怎奈那时爷爷正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强行让他辍学，跟着大人干农活。
爷爷年轻时属于有蛮力的人，庄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统统归他干，却不善犁、耧、耙、耱等与牲畜协同完成的技术性工作。于是，他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一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头，每天收工回来，父亲还得铡草，半夜起来给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纪蛮辛苦的。为此，奶奶常常抱怨爷爷，而爷爷从不理会。他年轻时就是这么辛苦，有啥大惊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吗？再说，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饭吃！爷爷按照自己的逻辑，严格训练着他的儿子。到十五岁那年，父亲便真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个全面手。
那时，爷爷养着两头牛一辆车。这车和牛给父亲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应差。那时城里住着日伪军，西山上又有游击队，我们村正位于县城和山脉的中间地带。两面都来要粮，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来顺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谁派来的差事敢不办？在这种情形下，父亲便常常赶着车，任由别人指挥着到处奔波。有一次被日伪军征去，一个多月没有消息，奶奶吓得整日茶饭不进。日本投降后，又开始抓兵，父亲只好躲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为此，爷爷还被民兵痛打一顿。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顶替。那时二叔年仅十五岁。后来从军营逃回，我父亲便带着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个工地上给人家背石头。在那里，只给吃饭，不给工钱，还不时被斥骂。终于无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宁。
哥儿俩在集宁先是做工，后来父亲托一位老乡，把二叔送到军营给伙房拉大风箱，他自己则找了个卖苦力的地方糊口。一年后，父亲回老家接母亲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离家。母亲种的几亩地维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亲就挑起担子做货郎，每天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早出晚归，只吃两顿饭。劳累和饮食不均匀，父亲患上胃疼病。公私合营后，经商被取缔，再回村里当社员时，父亲已经是满身疾病，一脸皱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由于不断看病吃药，到三年灾荒前夕，所有积蓄花光，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亲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爷爷、奶奶和父亲三人，土改时年龄都超过十八周岁，同属于地主分子。我们一家三个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么可恶，那么没人性，虐待、打骂、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穷人，把许多善良的人逼上绝路。可是另一方面，从小耳闻目睹的是，他们是那么勤劳，那么节俭，又那么乐善好施。在农村管制那些年，接触到我爷爷的同龄人，也接触到父亲的同龄人，我有时故意把话题引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为人。大家一致公认，爷爷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恳的人，在劳动方面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奶奶和父亲的口碑更好，谁不说他们是顶好的人！我的年轻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走过来的。
待我成年后，也就是在沈阳读书的那些年，曾经力图和他们划清界线，按照当时的要求，努力读一些马列的书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使自己紧跟时代。然而，当我一想到年老的爷爷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刚刚去世的父亲，总是很心酸，对他们怎么也恨不起来。他们的一生，辛勤劳作，只想把日子过好，该交公粮的时候并不比别人少交，该纳税的时候按规定付钱，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们并没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对现行政府的勾当。有一次我问爷爷：“土改时，没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吗？”老人很平静地说：“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没收咱一家。”同样，公私合营后，父亲被取缔了小商贩，回村种地时也显得若无其事，说：“人家城里的买卖人都公私合营了，又不是光不让咱干！”他们只知道，公家允许干啥就干啥，不允许干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办法。他们苦苦挣扎着，要活下去，要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从来胆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干部。像这样的顺民，怎么能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呢？
在农村被管制的那几年，我也接触过村里其他的四类分子。被批斗的那一阵，我甚至还接触过其他村里的四类分子。我敢说，这些人都是属于逆来顺受的角色。后来，我被人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儿八经地成了“阶级敌人”，并且被称为是他们忠实的孝子贤孙。至此我才明白所谓“阶级敌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补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个生产队都以揪出几个牛鬼蛇神为荣，否则就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本人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仅有的一个富农，文革前就死了。民兵排长想来想去，发现了几个富农子女。特别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就他了”。此人是个瘸子，除了不能挑担外，耕、耙，扬、种等农活样样在行，还能做木工活，走路较常人为快。成为牛鬼蛇神后，此人每天自备高帽，上书“富农子女”外出游街。开始还要人押送到大队集中，几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员，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前面有人敲锣，后面有人喊口号，煞是有趣。尤其瘸子，总是走在第一个，有时还与其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他自我调侃：“我是一条腿走一条腿推，你们怎走得过我。”长长的队伍，瘸子打头，引起众人争相观看，笑声不断。 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