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宋尔仁 作者 马波
文革前同学们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不光彩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道德律令失灵了。只要他是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检举揭发，不仅不是恶行，反而受到鼓励。告密成为政治觉悟高的表现。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恶名。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我们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很少说自己的经历，也很少谈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这些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一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一看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等等。好反动啊！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的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浪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不在人世。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特写出此故事，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茅于轼先生来信鼓励：我非常钦佩你的这项工作。我建议不光是黑五类，还有杀关管。如大中电器的王佩英。
巫宁坤的炼狱 作者 三妹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燕大刚六个星期，三十岁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了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长达七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回到学校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紧下来是三反五反运动。燕大自己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在这里变成反亲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来的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靠边站，成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无休无止地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交代问题。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许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满嘴党八股，上台批判校长。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做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完校长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反动小集团——十人团。被批的教授、讲师，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究竟有什么错，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都痛心检讨，他也不敢自居另类，便如法炮制，在批判会上痛骂自己，深挖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诸如此类，都引为罪。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英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跳出来，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面，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国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该书封面上画着一只手，指甲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那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从巫教授处借去的。
接下来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必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各自的政治历史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态度的倨傲无礼令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只见翦嘴里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巫宁坤回忆说：“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苦。
紧接着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宁坤被发往天津南开大学。
南开将巫宁坤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学习材料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宁坤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此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发言，揭发批判，把巫宁坤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会后，以前经常交往的许多同事都疏远了他。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朴实，天真无邪，使巫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好景不长，几个月后，肃反开始了。全校召开动员大会，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一百多名教职员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开暗藏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仪皇帝俄语翻译官的俞姓讲师，被吓得当场昏倒。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了进来。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穷凶极恶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又开了几天批斗巫宁坤的大会。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报告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巫宁坤在各种场合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他说的话，都被指控为对共产党内政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攻击。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宁坤的唯一权利是承认加给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图解释或澄清事实的努力，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是坚持右派反动立场死不改悔。南开的一位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地揭发巫宁坤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她质问巫：“有没有这回事？”巫答曰：“有过。”她立即怒吼：“用美国的反动口号进行煽动！”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还指控他曾说过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群众吼道：“这是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
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巫宁坤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宁坤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关进半步桥监狱（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一个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此后的三年劳动教养，赶上三年大饥荒，苦难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边沿走过。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会死在劳改营。
三年劳改出来后，巫宁坤作为临时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学教书。他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好景总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来了。巫宁坤首当其冲，又被揪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单独下放，妻子带着孩子被下放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安排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一家人的苦难才大体画上句话。
巫家苦难的的结束并不等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一次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巫宁坤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回城之后，中共又制造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整肃法轮功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灾难。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法轮功百姓的运动，就像当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宁坤和众多右派一样，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也被押走。他们只因信仰法轮功，没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审判，就被非法押送劳改和抓进监狱。而且许多家庭中父母是被双双抓走的，孩子不准上学，流浪街头。电刑以及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也在整肃法轮功运动中普遍出现和使用。无以数计的法轮功百姓家庭遭受非法迫害，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致死。
香港北大校友岑超南先生来信鼓励：為民請命，功德無量。
周扒皮的后人 作者 孟令骞
我在1990年9月8日的《大连日报》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还是当今的时代好》，开头第一段是：“我今年54岁。我爷爷周春富是小说《高玉宝》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艺术原型，土改时被镇压。我父亲周长义是周春富的三子。我1952年小学毕业考入初中，1957年到瓦房店水泥厂当工人，1961年响应党的号召还乡务农，一直到现在。”此文是该报搞的“我爱社会主义征文”中的一篇，由阎店乡一个叫王贵新的宣传干事采访整理。
多年后我辗转找到王贵新，他对十多年前那次采访记忆犹新。阎店乡是《高玉宝》作者高玉宝的家乡。王干事先是找到高玉宝的弟弟高某某，发现这一家人懒地荒，家里又穷又脏，简直无法下脚。王觉得这种人家有悖于征文的主旨，不适合报道。失望之际，他灵机一动：何不写写“周扒皮”的后人？就这样，大舅这个地富子弟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被报道出来。那年，我把这篇文章带回家，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后说：“你大舅就能白话。”看得出，她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文中的大舅并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爷家族里最懂政治的人。集体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大舅举着拳头率先大声喊“打倒阶级敌人”，背后却去找给爷爷家扛过活的一位公社干部，问：“我爷爷真的是那样（半夜学鸡叫）吗？”生产队扒庙时，他鼓捣着堂弟装肚疼，不去扒。可是为公社修水库时，他却挑着大号筐，一遍遍从公社指挥点干部的眼皮子底下热情万丈地走过。大队通知地富分子自带干粮，参加公社不记工分的修桥劳动，他却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来都要跑去给老爹送饼子咸菜，好趁机换换累得摇摇晃晃的父亲。
富农子弟嫁娶难，可大舅20岁就结婚了，而且媳妇很漂亮很能干。大舅在县水泥厂干两年后，私自将自己的名字周有学改成周明绪，寓意紧跟形势明事达理。姥爷非常气氛，爷俩大吵一架。大舅趁热打铁，将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妇所在的大队。迁户的理由响当当——同地富家庭决裂的。公社干部大为肯定。
大舅的大女儿十七八岁时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毕业不久就有媒婆登门。大舅倾向于一位公社干部的跛腿儿子，可是女儿却和村里一个地富后代偷偷好上了。劝说不从，摔杯打碗无效。大舅通过嫁女改变政治命运的交易破产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儿。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儿自杀的遗书。这件事对大舅打击甚大，阴雨天或者晚上更愿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觉，吸烟，喝几口闷酒，没完没了翻看那几本旧书。天长日久，他背后倚靠的土墙被脑袋磕出一个瓢形的浅坑。后来，那个浅坑被一张报纸裱糊上了。那张报纸有张邓小平的照片，大舅说他感谢邓小平。
四类分子摘帽之后，大舅这个外来户在那个屯子很快当上生产队长。两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舅更是如鱼得水。他是先知先觉的农民，先是圈地垦荒，和儿子起早贪黑开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凑钱买三轮车搞运输。当年他哈腰流汉种的经济果树，如今儿子已经受益。他的小女儿回忆，那时大舅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晚些，突然听到街上院里哞哞的牛叫声，原来两天没回家的爹从外地赶着一群牛犊子回家了。他要养牛了。
在大连日报刊登《还是当今的时代好》的第二年，刚刚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掳获走了。他一定没活够。
姥爷周长义原来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两个在大饥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亲和小舅。母亲在世时每提起这些陈年旧事都忍不住眼圈发红，不知是为他们那命运多舛的爹妈，还是为那两个可怜的早亡弟妹。活下来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岁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骂和白眼中度过的。
关于小舅，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让我和弟弟坐在箩筐里，用扁担挑着我们走二十里路去姥爷家。母亲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几岁时小舅去姑姑家，回来时姑妈给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别人给了他一条小狗，他觉得过意不去，竟随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还常常吃不饱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书，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个高贵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层褥子上，最底层下面掖藏个豌豆也能让她感觉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对象难，老舅快到三十岁才找上媳妇。媳妇一只眼睛藏着玻璃花，娶亲那天，村里的许多孩子围着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亲，胆子小，自尊心强，做事瞻前顾后，与姥爷有些相似。我三岁时家里盖房子，垫地基的黄泥都是她在孩子刚满月时一筐筐挑回家夯实的。山上地里农活累的时候，她会回家撕下日历牌上的半页纸，卷上一只旱烟抽几口。有一次她跟我说，在家当闺女时，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姥爷常常让她谈谈白天上山干活或者晚上下田抢工的事情。无非是队长又训了哪些人，工分能评几分，或者政治学习点没点咱家的名，诸如此类。姥爷之所以打听这些，无非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在队里表现不好。母亲那时候是十六七岁的小丫头，白天干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讲着讲着就打起了瞌睡。姥爷这时候就把烟袋递过来，让她吸几口提神。她就这样学会了抽烟。
后来我家里生活好些，当村小学教师的父亲能揣上一盒半盒香烟时，抽时也会给母亲一支。母亲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干活累了，才把攒的几根烟卷拿出来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参加工作后，回家时会给她买几条烟，可母亲却说她已经戒掉了，坚决不让花这个钱。只有当时还在上学的三弟，参加工作后依然给母亲买烟，他知道母亲其实还在抽。
大姨年轻时像辣椒一样厉害。村里一位当权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劳动时破天荒地给她这个地主后代派了个轻快活。收工时，四处无人，那人突然淫亵地抱住了她。年轻的大姨身子一挣，嗷地一嗓子，抡起镰刀就向那人砍杀过去。那人吓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后面追，集体的一棵棵庄稼唰唰倒在愤怒的镰刀下。这动人心魄的骇人一幕，秋后竟为姥爷家多赢来半袋子好粮食。我十几岁时，听说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阴阳两界的能力。几年后，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个东西又突然离去，从此她的性格也变得温顺了许多。
大舅的几个子女大部分在农村务农。我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三女儿。听母亲说，我这个三表姐在大连打工，并嫁在那里。2003年，在报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电话。
她在大连城郊一个山旮旯里包了荒山沟，有山有水有果园，雇几个人在那里养鸡照看果树。她说她想开个鸡汤馆，问我叫“半夜鸡叫”行不行。她觉得，周扒皮的曾孙女开这样一个鸡汤店一定是个不错的卖点。我告诉她工商局不会批，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厉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园转转。
从市中心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一百来亩的沟地藏在山坳里，一派田园乡野风光。各种果树在四周高高低低围合，中间迎面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坡上，依着地势张起三四米高的渔绳网，里面圈养着柴鸡。突然一声哨子响，只见坡上坡下数不清的鸡，欢叫着飞跑过来啄米叨菜，场景煞是壮观。几个雇工在这里忙活，工头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们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开玩笑，先是叫她东家，后来叫她老板，现在叫她领导。这里有一座二层小楼，但三表姐大部分时间住在市里，那里还有个小营生。
三表姐多年来养成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的习惯，对建设和谐社会、新农村和绿色生态都有着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为这个山庄的出路着急，因为近几年大连周边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庄，生意一个比一个火。看了电视剧《刘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动脑筋。搞旅游这里还不成熟，开饭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讨能否搞点绿色生态农业。这里养了很多鸡，全是散养，吃虫吃蚂蚱，在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母鸡下的的蛋个个是环保绿色的，能不能也让城里人像热衷到樱桃园采樱桃一样上山来捡鸡蛋？还有，可不可以给所养的不喂激素的猪打耳环做标记，让人来认养。城里的一家人到山沟里认养一头猪，定期来看看，年底来杀绿色年猪岂不快哉？或者在电脑网络上发照片拍购，何如？
三表姐就这样“城乡结合地”生活着。我在她那里获知很多周家后人的信息，她还帮我找到了过去太姥爷家的几张老照片。那年我到沈阳出差，下了火车，突然想起三表姐说过五姥爷周长武的儿子周侠在南站做生意，并告诉我，随意打听一个商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个摊亭询问。那人连说知道知道，并很快在一个本子里翻出周侠的电话。周侠干的是杂货批发，生意有多大无从知晓，但人缘极好是肯定的。他仪表堂堂，为人精明爽快。说起爷爷的往事，他说：“我们不记恨，也不提这个。过去我们家可以说是为特殊教育做贡献了，现在就让我们做自己吧。”
60多年过去了，阶级斗争已经随着历史的烟尘渐渐模糊。周家的后人们，有的已经远走他乡，有的还生活在原籍。他们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来，今天仍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传说中太姥爷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渐渐被人淡忘，相反，他的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忆起来。2008年7月，《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的一位记者来到黄店村寻访周扒皮。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他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几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周家的老街坊，83岁的阎振明说：“周春富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就知道勤俭、勤俭，然后买地。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会使锄、能扛粮就行。”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的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话：“不是恶人，不霸道。”
桃曲旧事 作者 许崇平
我插队的陕北桃曲村，有两户人家，是兄弟俩。弟弟贺廷贵，贫农，一副挺不直的身板上架着似笑非笑的脸，家中零乱龌龊。哥哥贺廷云，富农，清瘦精干，透着一股灵气，普普通通的窑洞收拾得窗明几亮。这贺廷云还是村里第一把种地高手，队里仅有的几块可以条播麦子的好地，都是他摇耧播种，长出的麦苗垄又直又匀。弟弟贺廷贵好吃懒做一辈子，哪样农活也提不起来。土改来了，贺廷云因勤劳致富挣了几亩地，被划为富农。弟弟贺廷贵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落个贫农的美名。
贺廷贵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养老送终。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无奈之下，从十里外的丁塬村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当时陕北的习俗，娶媳妇男方必须向女方付彩礼。彩礼大约是四百元左右，听说其中一部分还必须以银元（袁大头）支付。这就是陕西十大怪中的一怪：城里的姑娘不对外，乡下的姑娘高价卖。付不起彩礼的贫寒人家，或成分不好的人家，儿子只好做上门女婿。
贺廷贵的女婿属于后者，家里是富农。他小名叫更令子，姓韩。当地风俗，做上门女婿的人要“卖掉”半个姓。比如更令子入赘到贺家后，要改姓贺，后面再保留自己原来的韩姓。这是很丢面子的事。让更令子更伤心的是，结婚后虽然有了两个儿子，但是据说在贺廷贵的调唆下，婆姨和他的关系始终不好，动不动就威胁要离婚。有一次吵闹之后，更令子为了表示对婆姨的一片痴心和对家庭的责任，竟然用菜刀剁下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希望以此挽救这桩婚姻。1974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陆续离开桃曲村之后，更令子带着婆姨离开了贺廷贵的小院子，住进我们知青曾经住过的窑洞。可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又是一场吵闹之后，丧失理智的更令子再一次挥动了手中的菜刀。他这次不是自残，而是结束了这个让他又恨又爱的女人的性命。
以前只是从书本、报纸、电影、戏剧中得知贫下中农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干社会主义。到了农村才知道，其实只有农民这个群体概念才是真实的，哪里有什么贫下中农？哪里有什么地主富农？这些人为划分的农村阶级成分都是无稽之谈。村里一个姓张的贫农老汉，从河南逃荒而来，60多岁，满口牙掉光后又重新长出一口新牙，刚死了第二任婆姨。村里人都说这老家伙命太硬，克婆姨。一天在村边等着上工，说到桃曲村在合作化之前的富裕殷实，一时兴起，龇着满口参差不齐的新牙，扯着喉咙说：“还是单干好呀，现在谁要是能让我单干，我磕一个响头，马上就走！”
更为浪漫离奇的是一个叫史志平的外来户，本是延川县的穷苦人，当年随土改工作队来到桃曲。他一边忙着给桃曲村的人划成分，斗地主富农闹革命，一边忙里偷闲看上一个富农的女儿。富农开始不愿意女儿下嫁，史志平硬是用驳壳枪成就了这门亲事。不过这个人倒也是个情种，不爱革命爱美人，就此解甲归田，在桃曲村落地生根，成年累月守着婆姨，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如何介绍他的成分了，只记得窑洞里挤满了他和婆姨生养的漂亮后代。
桃曲村人杰地灵，颇有“儒村”风范。二百多口的小山村，居然能凑出一个戏班子（宣传队），吹拉弹唱，一应俱全。村里有个戏台，晚上在明亮的汽灯下，能演出一套全本的地方迷糊剧《红色娘子军》，周围十几里的村民都来看戏。苦大仇深的吴琼花的扮演者是桃曲村唯一的地主贺文郁的女儿虎妞。
贺文郁60多岁，留着胡子，脑袋总是不停的摆动，后来才知道那是帕金森症。他的两个大儿子曾经都在外面工作，因出身地主，双双被举家遣返回乡务农。兄弟俩虽然平日里低眉顺眼地劳动生活，但言谈举止间还是不同于其他人。二人是村子戏班里演奏器乐的大腕。虎妞是戏班的台柱子。贺文郁最小的儿子小名俚太，是村里唯一在县城上中学的孩子，后来考上大学，留在延安市工作。
到桃曲后不久，生产队在我们借宿的村小学院子里开了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是贺文郁和他的婆姨。批斗会一开始，先由大队书记马云池郑重其事地传达公社的要求：早请示、晚汇报时拿《毛主席语录》的姿势要像林副主席那样。马云池右手虎口握住小红书，恭恭敬敬地放在干瘪的肚皮上做示范，看上去还真有几分相像。接着副队长辛全喜就从全国山河一片红讲到农业学大寨，又从农业学大寨讲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听来听去好像贺文郁也做了什么贡献似的。村里人在太阳底下都听得昏昏欲睡，只有地主分子贺文郁在中间摇头晃脑帕金森地站着。他的婆姨则早已坐在了地上，四周爬满了一圈孙儿孙女。大约一个小时后，辛全喜的车轱辘话不知转了多少圈，总算累了，于是队长贺振国宣告收工。地主婆姨爬起来，拍拍满身的黄土，在孙子孙女簇拥下回家。
贺文郁没走，掏出旱烟袋，朝别人借个火，坐到刚才队长的位子上，悠闲地抽上一袋。村民走过来，走过去，对贺文郁该叫叔的叫叔，该叫爷的叫爷。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又一次战胜了阶级斗争观念。我在桃曲插队三年，印象中只开过这么一次批斗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怀疑就这一次还是为了做样子给北京知青看的。
桃曲有52户人家，除了马史范辛兰张各姓各有一户人家外，其余都姓贺，是一个典型的自然村落。地处偏远，古风依旧，贺氏家族严格按照辈分取名字，次序井然。当地习俗，隔辈就可以开玩笑，孙子辈可以拿爷爷辈开涮。村里辈分最大的是贺永福兄弟五个的老爹，当时大约70多岁，罗圈腿，双手各柱着一个拐杖，走起路来像一条划桨的破船，全村男女老少（除儿子儿媳）都拿他开玩笑。外姓人可以随便和任何辈分的贺姓人取闹，“问候”他们的亲人，但绝对不可对姓贺的人说“我日你先人”，那可犯了大忌，就像掘了他们姓贺的公共祖坟。我们也是遭了很多次白眼之后才知道贺姓的先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意淫也是不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