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浮躁、唯利是图的社会中,依然有这样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却愿意停下脚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承担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他们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却用最朴实的行动打动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的是难能可贵的人性的光辉。
山西55岁的郭改然与61岁的丈夫陈天文就是这样的人。作为采煤大省的山西,由于无节制地过度开采,致使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环境的污染不仅危及着自身的健康,更祸及了子孙。山西省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最高的省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全球平均水平的20倍。有报导称,山西的弃婴现象十分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并且95%以上的弃婴都是有缺陷的畸形儿,如脑瘫、兔唇、脊椎裂、瘫痪等等。
笃信佛教的陈天文夫妇尽管已有两儿一女,但自1989年来,他们还是相继养育了38名弃婴,目前最大的18岁,最小的1岁。当地民政局一个孩子每月支付200元的抚育费,剩下的事情都要由夫妇俩亲力亲为。
而同样收养缺陷弃婴的天主教徒孔贞兰和杨云仙,却从未得到官方的补贴,而只能仅靠自己的力量及身边好心人的资助。迄今,孔贞兰一共抚养过25名弃儿,经济来源主要靠当泥瓦匠的丈夫。有时,她自己帮人补衣服、钉鞋、修拉链,蹬着小三轮车去捡破烂卖等挣得一些收入。杨云仙为了给28名畸形儿买奶粉、治病,除了四处举债外,也曾在太原以外的地方沿街乞讨。
河南汝州市金庚医院院长宋兆普2009年3月到郑州、平顶山、洛阳等地的福利院时,看到那些可怜的脑瘫弃儿,当时就哭了:“得赶快给孩子们治疗,否则一辈子就耽误了。”于是,他收养了129个脑瘫孤儿,并招了100多名护工和康复师,让这些孩子在金庚医院接受一对一的治疗和照料,仅仅一年就花光了500万的积蓄。当流行病肆虐时,宋兆普还守在医院四天四夜。为了这些孩子,他操碎了心,头发白了一大半,不知哭了多少回。
如今,让宋兆普欣慰的是,通过中医疗法辅以现代康复手段的治疗,大部份孩子已经从入院时的痴呆傻愣一滩泥,到如今会玩、会笑、会坐、会站、会走,并呀呀学语喊宋兆普“爸爸”,伸手要“抱抱”。而且,其中39个康复状况良好的孩子,正在联系由美国家庭收养。“等这些孩子都治好病,我会再收养些脑瘫孩子。我这一辈子,就想再好好做这么一件事。”宋兆普如是说道。
还有那位感动了亿万中国人的白芳礼老人。为了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从74岁到93岁,他靠蹬三轮车积攒了35万元钱,并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大学生。而老人自己每天则吃馒头加白开水,穿捡来的衣服。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他还搭了个3平方米的小铁皮棚子,夏天,棚里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冻成冰坨子,白芳礼却住了整整5年。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圈的奔波劳累。
后来火车站整顿,他的铁皮棚子被拆成了一堆垃圾。那年冬天,老人蜷缩在车站附近的自行车棚里,硬是给人家看了3个月的自行车,每天把所得的1角、2角、1元、2元的钱整整齐齐地放在饭盒里,等存满500元时,他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人们看到,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身上被雪浸湿。他递上饭盒里的500元,说了句:“我干不动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老师们全都哭了。
郭改然、陈天文、孔贞兰、杨云仙、宋兆普、白芳礼……这群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所为让所有高官的作秀失色,让无数中国人反思我们的“政府”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他们反衬出了酒囊饭袋的龌龊卑劣、夸夸其谈的虚假。闪耀在他们身上的人性的光辉正划破暗夜,照亮着千万颗未泯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