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8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当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正是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
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泽东於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之后，知识份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
当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他们得有这五门课，再加一门显示城市人高贵性的主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於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也没能中规中矩地学这六门课。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指出："我这个六九届的初中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里坐过三个月。"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赶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浪尖，大多数被下放"一片红"大潮卷去了农村。
1970年之后的中学生曾一度有过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高中普及为正规化提供了制度的基础，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对毛泽东革命的希望幻灭，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纪录片的上映更使中国人为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撼。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规化教育在学者的呐喊中、官员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唤里开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政治家们攻击下化为泡影。
1973年激进政治家们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生入学而将劳动凌驾於知识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女生英语考败后的自杀而对其校长和老师的审判将教育纪律破除。伴随著他们的一波波攻击，1973-1976年中许多中学的门窗再度被毁，正规教育烟消云散；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推向极端；而学生中流行的则是"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当从这种环境中毕业的高中生在1973-1977年间大批下乡时，他们有著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
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显然张铁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
所幸的是，1970-19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於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1976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有23.6万左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但实际上知青在1973-76年间上大学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79级中可能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人。
1979-82年中国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1980年中国政府允许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大专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间共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32.88万在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於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几年电、函、夜大的学生。
工农兵学员制在1976年之后终止，1980起大学也只从应届高中招考学生，而1982年之后20岁上下的小青年成了电、函、夜的主要学生。从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读了电、函、夜大和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但可能不会超过10万人。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拖拖拉拉进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问题是，随著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项指标，而1983年乾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
尽管这一代的1，500多万人依然年青、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但如果没有大专文凭，他们永远登不上晋升的阶梯。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
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