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历史观，确实需要彻底的反思，尤其在这个新的时代
“纪念塔”是贵阳市内一个老地名，现在不但还在使用，而且是几条大道交叉的繁华之地。但是，有点奇怪的是，今天的贵阳人，来往此地一千遍，都没有看见半点“纪念塔”的影子，也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名的来历，竟然从来没有想到要打听打听：塔在哪儿？纪念谁？
现在为数不多的80岁以上的“老贵阳”却都知道，这个地名的诞生，是同中华民族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连在一起的——这个路口，确实曾经耸立着一座纪念塔，一座应该永远屹立的纪念塔！
那就是“国民革命军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贵州的黔军第二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2师”，立即参加了“8·13淞沪会战”，后又参加惨烈的 “徐州会战”、“南昌会战”以及三次“长沙会战”，前后战死沙场的官兵，竟达两万之众！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追抚表彰的烈士，就有团长陈蕴瑜、营长曹文杰、兵站长柏宪章等人。
1941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师长柏辉章在湘北湘阴，为历次战役阵亡官兵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贵阳各界人士和阵亡将士亲属为了告慰烈士英灵，纷纷要求在省会贵阳建立一座纪念塔。经102师报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批准，一座刻有102师作战事迹和烈士姓名的“纪念塔”，1941年底在贵阳市大南门外新华路尽头动工兴建，1942年4月落成。
1952年，这座怀念贵州抗战烈士的纪念塔，在路面拓宽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没有复建——尽管每一个贵阳人都熟悉了这个地名！
最近，我回到家乡贵阳，向一些人问起：既然全国各地都已复建不少旧时代的建筑，其中许多远没有贵阳纪念塔般的真正历史价值；既然全国有不少出版物，从历史书到电视剧，已经开始恢复被掩盖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真相，为什么贵阳市不能复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塔”呢？我得到的回答是：102师师长是一个被共产党镇压的敌人、一个“反共分子”，所以，政府不能复建这座纪念塔！
我不禁愕然：“敌人”？一个人？那么，二万人呢？党派？那么，民族呢？政府？那么，历史呢？这里有连串的混乱，巨大的混乱！我不禁想起，前几天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对我说：国人的历史观，需要彻底反思！
在此，我且说几件这几年的国外见闻，看看能否引起一点反思：
其一，2003年，我在芬兰开会时，曾参观首都赫尔辛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那广场被当地百姓戏称为“福音对律法、智慧对愚蠢”，因为它的四边分别是大教堂、大法院、赫尔辛基大学、芬兰政府大厦，可见它的地位，堪比天安门广场在中国的地位。广场上只有一座十分显眼的铜像：高高的基座上，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统帅。我趋前拼读基座上的铭文，发现是那位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遂忍不住问芬兰主人：你们为什么要保留你们的敌人的塑像呢？沙皇不是征服又统治了你们的祖国吗？
令我惊愕的是主人的惊愕——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敌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该抹煞的！
芬兰人“不爱国”吗？非也！你去看看他们引为自豪的西贝柳斯（我也去看了他那不在市中心的塑像，真是令人难忘），你去听听他的《芬兰颂》（其中的爱国激情之感人，令我明知家里有那张CD，还要在芬兰买一张）！
赫尔辛基市内还有一座塑像，同样对中国人富有教益：在游人如织的中央公园大门口，耸立着一位文人的铜像。我问是谁，答曰一位瑞典诗人。我问为何不立芬兰诗人的像，答曰这位是最好的诗人——因为在瑞典统治芬兰的时代，文学语言不是芬兰语，而是瑞典语，那么，写得最好的，当然是瑞典人了！
其二，去年，我和妻子到德国汉堡开会。那座城市在“二战”时被英国空军炸得很惨，主人带我们去参观著名的大教堂废墟。废墟的地下室陈列着一些照片，显示出英军轰炸后汉堡的废墟和市民的凄惨。然而，就在同一个展室中，还陈列着另一些图片，显示的是德国空军轰炸后英国城市考文垂的废墟和市民的凄惨！最令人感动的是：大教堂门口用两根巨大的铁钉拼成了一个十字架，一根铁钉取自汉堡的大教堂废墟，另一根取自考文垂的大教堂废墟，下边的铭文不是要人们记住敌人的罪恶、自己的仇恨，而是这样写着：“求上帝饶恕我们大家！”
这让我想起，2005年我和妻子在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参加了民众庆祝战胜德国60周年的活动。活动有自发的音乐、舞蹈、游戏、闲聊，气氛欢乐而平和，尽管有几件作为文物的旧武器放在人来人往的小商店旁边，但整个活动从头到尾嗅不出一星半点反德的气味。
我想，欧洲各国人民，从几百年间冤冤相报的“世仇”，到今日消除边界统一货币的兄弟，这个巨大的转变，正是源于历史观的转变。
其三，提起英国，还可以从“对敌人”的历史观说到“对自己”的历史观：
举世闻名的伦敦西敏寺，几乎堪称英国的天安门，因为国王的登基大典在其中举行，当今的伊丽莎白二世，就是在那里戴上王冠登上宝座的。众所周知，里面还安葬着许许多多历史名人，包括牛顿、狄更斯等等。
我第一次参观就感到惊讶的是：那个地方“对自己”、“对敌人”一视同仁——不但大门上边一字排开的人物浮雕所纪念的殉道者们，多半出自曾与“英国国教”相敌对的各个教派（其中甚至有一位中国苗族农民），而且大门里边一具挨一具带死者浮雕的棺椁里的国王和政治家，也有不少曾经互为死敌者（例如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一世）——要知道，这些浮雕棺椁多半是在死者逝去不久，政治敌对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安放的。
在同样举世闻名的伦敦蜡像馆，中国游客都知道，展现了英国历史闪亮的一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伊丽莎白一世到威灵顿公爵，从莎士比亚到戴安娜公主，还有众多的球星歌星影星，闪闪发光。但是，我想，中国游客都应该多走几步，走到这同一座蜡像馆的地下室去，那里展现的，全都是英国历史阴暗的一面：野蛮残酷、罪犯恶人——从英军烧死法国女英雄贞德的逼真情景，到英国城市昏暗街道边的褴褛乞丐；从一些冤案和血腥的案件，到一些酷刑和黑暗的监狱……他们对本国本族罪恶的这种态度，从以下两件事也可见一斑：在北方名城爱丁堡的导游图上，我看到标有一个黑死病人聚集点，问主人为什么那地方值得一游，答案是，当年人们害怕传染，竟然让那上百人被水火吞没而不救援！还有一次在老百姓卖旧货时，我看到一本五颜六色、图画生动的儿童读物，买回来一看，内容全是揭露他们自己国家的罪过，标题就叫ABloodyHistoryofBritain（《血腥的英国史》），那可是他们自家孩子的历史课外读物啊！
其四，承认罪过是避免罪过的前提，个人是如此，民族或国家也是如此。
去年9月，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会，偶见地图上有一处American·JapaneseMemorial（美国-日本纪念公园），就在最大的交通枢纽（联邦火车站）广场前边不远。跑去一看，是站前大道旁一些纪念碑似的花岗岩，刻了许多铭文。有一连串巨石，每块刻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的名字，还有一块刻着纪念的事由：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空军损失惨重；美国本土离珍珠港最近的西海岸居住着大量日本人，当局恐其通敌，遂将他们迁移到中部那些村落去，并划定了很大一片不得离开的活动区域。铭文写道：“尽管当时规定他们可以带走任何东西，但是，他们无法带走田地和经营的事业。”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但在1980年代有人提出，当时这样对待日本人不公平。于是，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举一反三，名曰“公平对待所有民族法案”。里根总统在签署法案时说的一句话，用最大的字体刻在好几块巨石上：“我们承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犯了罪过。我们在此宣告，要在此法律之下，致力于公平对待所有民族。”
其五，既不抹煞历史，又不缺乏自责的又一个例证，是去年7月在汉堡看到的另一处城市景观。我在汉堡大学斜对面看见一座浮雕：一队德国士兵雄纠纠气昂昂地扛枪行进，上面刻着一行大字：“我们可以死，德国不能死！”我问德国主人说：“这很像纳粹党的口号，为什么没有被拆除呢？”主人说：“别急，再走几步看看！”我走了几步，果然，浮雕旁边有另一组现代雕塑：一个巨大的纳粹党党徽从高处掉下，砸在几个人体身上，坚硬的钢铁扎进人的肉体，那几个人的痛苦扭曲和绝望挣扎令人震撼！主人解释说：二战结束时，有一派人主张拆除纳粹浮雕，更多的人主张保留纳粹时代的历史真相，同时向后代说明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于是就有了这新旧雕塑的并存。
讲了这几件亲身见闻，我最后想讲一件最近读到的同“纪念塔”有关的事情，而且这涉及本文开头提到的日本。我相信这对我们反思“国人的历史观”，也会有所启发。
19世纪中叶，中国国门被西方炮舰逐步打开的时期，日本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美国要求闭关锁国的日本政府答复，对遇到海难的美国船员给予帮助（而非杀害），同需要买煤的美国商船进行买卖（进而通商）。日本政府不理不睬，美国遂以武力威胁，派遣炮舰，由佩里将军率领，到日本登陆，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门户开放条约。
不必说，中国国民对本国的类似经历，从来只有一种理解，所以，必然对日本的下述做法感到惊奇：他们在美军登陆之处修建了一座纪念公园，命名“佩里公园”！在里面为佩里修建了一座纪念塔，由首相为其基座题词！还每年在公园举行纪念仪式，称为“开国祭”！一句话，当我们把类似的经历仅仅视为耻辱之时，他们却把门户开放视为大好事，视为日本走向现代社会的开端，并为此建立“纪念塔”。
几十年后的甲午之战，日本以较弱的海军打败清军，其中原因，难道没有这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历史观？
国人的历史观，确实需要彻底的反思，尤其在这个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