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不是我不明白，这政策变化快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让大伙儿把土地、牲口、大农具全部入社，成为公社的集体财产，也就是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不公平。你想一想，我们家二十亩好地，两头膘肥体壮的大耕牛、两架地排车，还有那个小油坊，那可都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的，凭什么就成了大伙儿公有的？长庚家什么也没有，也成了公社社员，和我们一起公有我们入社的土地、牲口和大农具，你说这公平吗？”说着说着，老汉有点激动起来。
“长庚很高兴吧？”(“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伺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两口子还特嘴馋。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那还用说！他们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公社。长庚还嘲笑我：‘怎么样？起五更睡半夜，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还不是给大伙儿了？你看我，觉没少睡，酒没少喝，现在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社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最初我坚决不同意入社，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不得不入了。有啥法子？可我尽管作不得声，心里却不服气，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公有了？那最初的十亩地一头牛是你政府分给我的，充公就充公吧，我认了。可另外那十亩地一头牛是我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挣来的，你凭什么充公？”
“可想不开又有啥法子？家人劝我，集体了也有好处，大家一起干，只要人人都努力，合作得好，收成不一定比单干差。我觉得可能是这理儿，尽管心里不痛快，最初在社里干活还是像原先在自家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可我发现一些社员不像我这样，他们比在自家干活时出工晚，收工却早，而且活计也干得马马虎虎，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磨洋工，有的甚至还偷粮食。我问一个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他反问我：‘我能拿多少？’想了好久，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100来个劳动力，我每天早出工一个时辰，晚收工一个时辰，一年下来，能打多少粮食？就算500斤吧，过去自家单干时，这多打的500斤粮食都是我们家的，可如今在公社里打的500斤粮食100个人分，我只能得到5斤，太不合算了。我每天少干两个时辰，多睡点觉，一年下来只损失5斤粮食，很合算的。我总算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活，勤快的人得不偿失，偷懒的却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多人一起干，多干了显不出来，少干了也看不出来， ‘滥竽充数’说得不就是这个理吗？
“从道理上讲，应该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贡献分配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但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做不到。那么多人混在一起，分散在那么大的农田里干活，干活时用劲不用劲，干得认真不认真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监督的干部看到这里也就看不到那里。况且就是发现谁偷懒了，也未必较真，说来他也不过是百十个社员中的一个，多打了粮食他又能多得几斤？得罪了人麻烦却都是自己的！所以，最终记工分的办法就是同样的劳动力干同样的农活、干同样的时间就得同样的工分，这样的工分制度简单易行，可是这样就意味着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谁还会多干？
没过多久，大家都学会了偷懒，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都学会了和干部打游击，干部也都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唉，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惜活计不是那些活计，庄稼也不是那些庄稼了。曾经那么勤快的农民竟然会变得那么懒！”
“成立人民公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抽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以满足快速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但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严重低效率使这一目的大打折扣。这种制度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其严重缺乏促使其成员努力创造财富的有效激励。”
“最厉害的是搞大食堂的时候，粮食不分给各家各户了，全部送到公社食堂，大家一起吃，真正的大锅饭。1958年那年应该算个好年景，庄稼长得很好，可惜丰产不丰收，好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上来。”
“为什么？”
“大炼钢铁抽走了青壮年劳力，留下的老弱病残应付不了这么多农活，再加上大食堂导致大家大呼隆，反正收获了也不归自己，许多能收获的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是没见过那种情景啊，玉米棒子掉在地上社员都懒得捡起来。你恐怕想象不到一贯节俭的农民会那样糟蹋粮食。
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饿死人了，上面知道这样干是不行的，开始允许公社把一些地分给社员自己种，这些地叫自留地，社员自种自收，不用交公，我们私下叫它‘保命田’。我们这里的干部较务实，顺应农民的要求搞包产到户，我们家又分了五亩责任田和一头牛，在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的归自家所有，这很像土改后那几年的情形了，只是田地不归自家所有。我们又开始起五更睡半夜了，尽管辛苦一些，可是能够吃饱饭了。为了增加地力，多打粮食，我又省吃俭用买了豆饼施到责任田了，本指望了力长久些，最终受益的是自己，可惜我这个人缺乏政治眼光，摸不准政府的脉。长庚那家伙就不像我这样，人家不给责任田施豆饼，那牛也拼死拼活地用，恨不得把它累死。我当时还嘲笑他不像一个过日子的。1966年春天我及时在责任田里播了种，盼望着秋天有个好收获，而长庚竟然不播种，我还奇怪这家伙不想过了，秋天准备喝西北风啊。
“很快，承包制受到了批判，责任田和耕牛又被收回，又回到了生产队一起上工一起收工大呼隆的做法。我再次受到长庚的嘲笑，说我不长记性，豆饼又浪费了吧，牛又成了给大家养的吧，等等。我也觉得自己很笨，嘲笑自己‘只知低头干活，不知抬头看路’。可是心里很不理解，为什么努力干活、善等土地的我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长庚这家伙还这样教育年轻人：‘小子们，做人可别像你土生老爹那样，拼死拼活地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地是伺候得很好，牲口也养得好，可是到头来自家也没有得到什么，日子过得还不和大伙儿一个样？你们看我、哪儿舒服咱躲哪儿，觉没少睡，活没多干，最终怎样？日子一点也不比土生家差。’村里的年轻人对他的话很以为然，个顶个地比着谁懒，都认为我的做法挺傻。”
“是啊，对私有财产的随意侵害，关键还不是对当事人生产积极性的严重打击，而是给年轻一代形成的负面信念和社会预期，那就是勤奋劳动、诚实经营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培养的不是一种积极创造财富的社会信念，而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分食别人蛋糕的心态。短短二百余年，美国就积累了那么多的国民财富，成为世界上老百姓最富、国力最强的国家，良好的私人财产制度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正是这种受到严格保护的私人财产制度和不容置疑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信念使得美国连绵不绝地出现福特、摩根、斯隆、巴菲特、盖茨这些不仅个人发家致富、而且极大地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企业家、投资家。”
等我说完，老人继续说道：
“幸亏这次没有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的地里大家依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可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那时攒下的时间和力气没有多少用处。现在大家都用到了自留地里。有点好肥料大家也尽可能偷偷地施到自留地中。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干到七八点时再到生产队的地里去和大家大呼隆，下午太阳还没下山就收工，然后跑到自留地里再干上一个时辰，这样每天在生产队里省下的时间和力气用到了自家的自留地中。不止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这样做。我们曾经估算过，自留地的亩产量大约是生产队亩产量的五六倍。幸亏有了自留地，否则难保不再饿死人。但我们真的想不明白，给自己干活大家这样努力，为什么非要让大家一起大呼隆呢？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让人人有吃有穿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