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是许多灾难的根源，因此我用各种事实来证明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制度是头咬人兼自噬的怪兽，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像这样缺陷多多的制度，不加以改进，实在是对人之尊严和权利的侵犯。2010年11月4日6：46分于成都
我一直认为比较好的制度演进——亦即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制度演进和发展，而非谁有天大的本事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供人们马上享用——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即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进。众所周知，生物界的生物链就是大家互为依靠、互相制约，没有谁有免于制约的权力，即使是百兽之王也不行。换言之，比较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那就是它吸收了大自然生物链对人类的启示，意即权力再大的个人或者机构，都没有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进一步说，如果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总有人和机构成为免受制衡的漏网之鱼，这个制度就是在打破人人必受制衡和监督的社会“生物链”，其无法公正、公平、公开、透明运转就是必然的，最终会导致任何人的权利都因同受捆绑而受损。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是想说目下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就是一个失衡和破坏社会“生物链”的专制独裁制度。这个专制独裁制度，使得上至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普通人同受捆绑，同样失却尊严和自由，也就是我常说的“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六十一年来，不仅百姓无辜死亡几千万，就是中共高层的亲人朋友包括自己，无不遭受诸种虐待，有的甚至惨死。刘项之争中，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当作人质，以作为与刘邦争斗的砝码，哪知“革命家“刘邦竟说你要剁我父亲的话， “幸分我一杯羹”，还以“为天下者不顾家”为己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才有，到了中共得鼎后，可谓变本加厉。如邓小平不顾其妻兄蒲承统的死活，被关押到狱中服毒自尽；周恩来不顾其弟之岳父馬雋卿之死活（周之母长期居住在马家），使他在烈日下被批斗而毙命；毛泽东更是直接说他父亲幸好死得早，否则会被划成富农而遭镇压。一个制度糟糕到自己亲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可能还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连所有人都必然受害，咬人兼自噬。
大家都知道，利己而不损人，是人与人之间最佳的博弈状态，亦即多赢。其次是损人利己，这虽然在道德上有可议之处，但在良好的法律制度许可范围内，依旧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你损人利己也就罢了，最不可解的是，不少人玩损人不利己这类“负和游戏”。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你咬人自然不对，但还有个冷血的利己理由，但你自噬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四九年后的独裁专制制度，不仅无度地咬人，而且有无所不在的自噬倾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固然是普遍现象。但问题在于，专制独裁的“制度设计”，使得所有人同受捆绑不说，也没有任何人能逃脱专制独裁的巨大黑洞，对于人之肉体和灵魂的吞噬。从远的来说，许多地下党不辞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到头来都被诬为“红旗党”，四川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被打成“红旗党”特务，绝命自尽诗是：“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至死都不明白，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专制独裁制度，必然置人于死地的宿命——南京刚一解放，毛泽东就批示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见这个制度的咬人兼自噬是一惯的，不是什么“慈亲”——而“冤死慈亲手”的想法，和上个世纪八十年许多人平反后，感激整自己的这个制度一样，只有用患了愚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了。
从中期的事实来说，独裁专制制度，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刘少奇、林彪的惨死，并非是独裁制度下的例外，而是此种制度的必然。就像毛泽东死后，不管官方把他包装得多么光鲜，但有一个不为大家所注意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打倒“四人帮”后，江青到死都是个“反革命”——也就是说，天安门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你如果说它是“反革命家属纪念堂”，也是有事实依据和道理的。你想一想，一个为建立独裁制度立下“殊勋”的最高领导人，到头来也被他参与创建的这个独裁制度吊诡地戏耍了一把，而许多人去参观“反革命家属纪念堂”而不自知，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连毛泽东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其下场也竟是个“反革命家属”，还不能向那些“沉睡不醒”的官员们透露一点独裁制度的真正实质吗？
从近期的事实来看，独裁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陕西伤残军人胥灵军被饿死，广西信访办退休局长上访，湖北警察集体维权，大庆国安十年维权不果，湖南“共和国卫士”熊灿辉惨死等，都证明着这个制度除了咬人之外的自噬特性，因为这些人本身从事的工作，就有一定的“害人”特性，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因此成了这个制度自噬互害的牺牲品。有许多为独裁制度添砖加瓦，甚至过度发挥其毒性的军警人员和官员，都怀着非常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永远是吃糖的人，肯定不会倒霉，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专制独裁的本质。你还没有受害，是因为从概率上讲还没轮到你，并不表明你一定躲得过这个制度造就的普遍劫难。很多人靠着侥幸心理去害人整人，为眼前的可见利益超水平发挥，全然不为自己留点做人的后路，等到自己倒霉的时候，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比如枉法整治《南方都市报》的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其被调查整治固然是共产党内部一惯互害甚至是政争的思路，当他忽视法律来整治“南都”的时候，他哪里知道自己也有这样被走法律审判形式，却缺少实质正义的可悲下场呢？
体制内的官员包括负责一线维稳的警官，有不少人很少想像到自己倒霉后是个什么样子，以为自己可以笃定地靠住这个体制发大财，以为自己永远没有被这个制度收拾的后顾之忧。其实这都是对这个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认识不够所致。从概率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专制独裁制度所害；从事实上讲，的确也有许多人受害的例子，但有不少总以为自己是上帝选出来的幸运者。事实上体制内官员之间的倾轧乃至互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利益冲突太大太过直接，所以官员的互整比没有规矩的黑社会更黑。纪委的双规成了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当你被纪委双规带走的时候，你再大的官也会感到有些无助。想保你的人可能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伸出援手（有的甚至可能趁机落井下石），传媒不会帮你忙，舆论不会替你说话，法律对你没有用，民众甚至还拍手称快，你也得不到任何一点道义支持（因为没谁敢说自己当官而不贪，只是不查你而已），因此双规中有不少人失踪和自杀，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有过被双规经历的官员可能会说，双规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但我要告诉你，是专制独裁制度成全了这样的无法无天，而且你在遭难以前也是极力成全这个作恶制度的一份子，最终你被它所收拾很难说不是咎由自取。
概而言之，独裁专制制度既需要你与它一同犯罪，同分一杯羹，在体制内扩大利益受众面，以利其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各个官员都当作人质，让你腐败，但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还不成，还要看你能否跟对人，跟对人还要看运气好不好，否则勿谓“双规”不来也。也就是说，在专制独裁制度下，所有官员都在玩轮盘赌，自己哪天倒霉，没有体面与自由，这是说不清楚的事，因此大家才会看到各级官员为什么好风水、喜八卦、学周易（进国学班主要学这个），和不少佛、道界的掌门人往来密切。独裁制度下的不安全感是普遍的，是互相的，变态维稳就是普遍不安的体现，维者和被维者都有恐惧。当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在 2010年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建议“给所有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网络游戏分时开放”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他会成为自己变态维稳建议的牺牲品和笑柄。沈长富这样的国企领导，显然对独裁制度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想为独裁制度出点头、挣点表现，趁机往上爬，自然会受到民众的强烈非议，但他哪知早有黄雀在后觊觎他这个重庆移动公司总经理的肥缺。在这个年月，要想为独裁制度强出头，玩绝活，到时候玩火自焚的例子，是很多的。可惜没有多少官员在整人在维稳时，为自己留条后路，总认为自己是集各种幸运于一身的“特选者”，永远不知道自己被点的死穴在什么地方。
最后让我用一个原郯城公安局黄山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陈卓的例子，来给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继续伸说一下独裁制度的咬人兼自噬的特性。这位叫陈卓的三级警督，为自身权益上访，我们应该支持。但我想说的是，他是否曾经想过自己也有今天，恐怕大部分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你永不受伤害，哪怕你奉公守法也不行。也就是说，在独裁制度下，你想做个十足的良民而不得，因为任何时刻你的权益都可能无辜地被非法侵犯，而得不到任何救济和公正。由于陈卓是警察，他上访当然还是得到了一些普通民众没有得到的照顾，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虽然他没有参与过截访，但在当派出所长期间也处理过上访问题，‘没想到多年后我们成了上访的。我们是警察，截访的人才很客气，要是老百姓，早就让安元鼎那种公司扔进车里，遣送回去，办学习培训班了。’”但他最终能否获得公平正义，夺回自己的正当权益，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更具讽刺意味的事还在后头，“10月9日国庆节后第二次赴京上访期间，陈卓收到一条短信，称：‘狗日的警察，你们也有今天！平时作恶、治人，现在小心你们领导弄死你们。’”看清楚了吧，民众都知道这是个咬人、互害兼自噬的制度，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2010年10月29至30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