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近日推出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首页配有一张长江三峡的大图，上写“人民路”。（网络图片）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著、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毋须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潇湘晨报》近日推出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系列文章之一：“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网络图片）
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文/本报记者曾鸣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那你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归”。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 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帝。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了公平。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像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马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然后你还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你主持，有时你还要去国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耻；同治、光绪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被折腾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珅。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震慑，和珅却应答如流，令乾隆异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权了，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珅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著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舻，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珅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时，这些资源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珅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层结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府、县等地方上的基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平天国这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廷任命其为 “团练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政府，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募，也只对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先是卖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藩的湘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人。事实上，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脇、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李鸿章。日后，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样，中兴也埋伏著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到军队，都有了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时候，大清王朝终于就垮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