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倡议书 作者 康国雄
我的父亲康心如是原美丰银行的总经理。抗战时期，重庆成立临时参议会，蒋公介石钦定他为陪都参议会议长。连任两届共八年。1949年他留在大陆。1950年4月美丰银行被迫停业。1956年美丰银行投资的90多家单位全部公私合营。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起始于清末，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起家、发展直到灭亡，民族资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泪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做出伟大贡献的一生。可是1949年以后，他们却逐渐被变成一个敌对阶级。五十年代，大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谓的“赎买政策”，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当时全国所有的私有资产被假定为共22亿人民币，国家每年按5%付给他们“定息”，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政府。据说22亿这个数字还不到全国实际资产的十分之一。这个“定息”他们仅领了十年（从1956年到1966年）就被政府废止了。也就是说，他们仅领了这22亿的一半。
当年的资本家，现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后，他们在低人一等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或余生。我们这些子孙也在低人一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们父辈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如今淹没无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了，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议我们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后代，应该弘扬父辈或祖辈为这个民族发展所做的贡献，还历史一个公道，也应该为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讨回一个公道。现在我们虽然也老了，但我们仍然有义务让父辈、祖辈的事迹流芳千古！让他们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张！
牛歌王 作者 许文舟
父亲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后面唱牛歌。父亲十三岁差六个月就学犁田种地了。那时候，爷爷病多，小小年纪的父亲看到别家种下的种子已经发芽，而自己家还没有把种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没用，父亲把念了三课的国文课本交给老先生，回家学做起农活儿。
我家的两头大黄牛力大无比，村子里最强悍的男人也拿它们没有办法。第一次下田，两头不听话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会儿钻进别人的玉米林，一会儿在树丛中撒野。十三岁的父亲肩上扛着三十多公斤的犁，手里还牵着比他小五岁的妹妹，又要追赶牛，又要照顾妹妹，难为得要死。上犁时，牛不拢扛，村里的人都来围，还是围不过那两头牛。有人建议父亲狠狠抽打它们，用牛鞭迫使它们就范。可是越打越犟，根本无法让他们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没有犁成地，父亲累成个泥人。晚上喂牛时，父亲发现两头牛的身上伤痕累累，心软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划伤的脚，又摸摸牛身上的伤痕，摸着摸着竟哭了。
正在嚼着稻草的牛把头偏过来，看看蹲在他们身后大颗大颗掉泪的父亲，稻草也不嚼了，瞳孔里溢出细细的泪水。第二天，两头让村子里的壮汉们都伤透脑筋的牛，好像改变了。父亲叫它们上扛，它们就乖乖上扛。拉起犁来，不仅舍得出力，而且还顺着犁沟走。父亲高兴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稳了。一天下来，别人犁出三分地，父亲却能犁出半亩。
父亲把犟牛教得服服贴贴的消息传开了，父亲会唱牛歌而且唱得牛与人都流眼泪的消息也传开了。父亲的牛歌其实都是一个调，里面填充的唱词却千变万化。他唱牛的辛苦，唱农事的艰辛，唱家里揭不开锅的苦日子，唱地里的庄稼与山上的爱情。父亲的歌不仅教乖了一头头犟牛，还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贫穷的小屋。父亲的牛歌的动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日常生活琐事通过牛歌反映出来。爷爷唱过地方戏，也许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天份吧。父亲吃苦荞，吃野菜，喉咙磁性十足，随便一哼就是歌。
无词的小曲连接着牛和父亲，他们相互依存，生活在澜沧江边那个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唱牛歌也得让生产队长审定内容，否则可能成为反革命。有一次，生产队让父亲到山上看苦荞。到了山上，喉咙痒痒的，父亲想，反正只自己一个人，就随便唱了两首。不料有人听到了，报告给生产队长。这下惨了！队干部上线上岗，说父亲唱黄色歌曲破坏生产，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里，父亲沉默着，不让在喉咙里发痒的牛歌出口。只是夜里家人睡下时，他才在火塘边哼哼，声音极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缝补的母亲能听见。
有一天，住村工作队长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父亲牛歌唱得好，找上门来。父亲急得直跺脚：“他妈的！谁到公社告我了？”父亲木呐地坐在工作队长面前，小心听着队长的形势报告。父亲最终听明白了，原来工作队长是想让父亲上省城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献歌。父亲一下放松了许多，毕竟还是顾虑重重。公社派专人来修改歌词，又在曲调上作了一些润色加工。
临出发前总要彩排一下，可是父亲一听到乐器响就慌手脚，一个词儿也唱不出来。他心怀歉意地对公社领导说：“我只会自己哼哼，一有乐器吵闹就乱了方寸，还是让我一个人唱吧。”是啊，父亲的听众一向是那个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园，那一生耕耘着红土地的老牛，那与他同样命运的父老乡亲。公社领导答应了，建议上面考虑取销合乐这一环。起程时，村里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为父亲激动，为父亲鼓劲，为我们一家人能有父亲的优美歌声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的牛歌居然在省城获了大奖，给他的奖品是全钢锄头一把，全钢犁头一个。公社书记亲自来到家中表示祝贺，并把公社宣传队的工作机会给了父亲。然而父亲的听众永远是劳作着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劳作着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兴致，找到唱歌的感觉。父亲到公社后，最后还是被辞退回来了，因为他怕乐器声，怕普通话，怕凑热闹的锣鼓，一听到这些就失声，无法在公宣队工作。
父亲的牛歌从十三岁唱到六十三岁，从大集体唱到包产到户，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顶反革命帽子戴在头上，他还是没有停止歌唱，只不过是在心里唱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唱着牛歌心里好自在。”
可是当父亲足足唱满五十年时，一场小小的感冒却封住了他的喉咙。他想唱却唱不出来，连说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两粒克感敏，以为就没事了。直到感觉喉咙好像卡着异物时，他才用尽力气对母亲说：“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妈帮我看看，我喉嗓子里可能卡着一团东西。”母亲听懂了父亲的话，叫父亲张开嘴。母亲惊呆：“真是的，嗓子里有一个大疮！”父亲有条不紊地安排完农活，才进城来到我家。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带他到县医院检查，竟是喉癌晚期！尽管没有告诉父亲病情，尽管我装得若无其事，但透过满溢在我脸上的忧伤，父亲还是看到了自己为期不远的人生终点。他还是按部就班买他犁地用的犁头，砍伐用的大刀，还用嘴努力地说着自己想唱牛歌的心愿。
接到母亲的信，我回到家。父亲表面上看还与扶犁下田时一样精神，只是说话再也不能挤出一点点声音。从父亲艰难的嘴形里，我知道父亲不想就这么离开与他一起劳作的耕牛，不想离开听着他牛歌长大的儿女，不想离开他歌唱了一辈子的土地。但是现代医术没有回天之力，我们一家人没能把父亲拉过六十四岁的门槛。
就在父亲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围绕他的墓地位置争论不已。人们说，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转病情，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谈死谈活，还是没能阻止父亲身上癌细胞的脚步。父亲听说我们在谈他的墓地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用颤动不已的手写了一段话：“你们都不要争扯了，我死后你们就把我埋在我学犁田做活的村子边，随便一个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粮食地。只要是在我唱过牛歌的地方，我的灵魂都会找到天堂。”
补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出校门来到大街上。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一队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竟是我亲爱的爸爸。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天天挨批，“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没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解放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由于他父母解放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就头上顶着高帽子，脖上挂着地主分子牌子，弯着腰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谩骂批判。斗争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的一个同桌，而该同桌那时之所以能上学，还多亏那个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资助。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打光棍，40岁刚过的人背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每天低着头干队里最脏最累的活。 赵旭
父亲被镇反 作者 姚治邦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汇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恶霸、地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几个月内，南汇县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好几百人。
周浦镇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多达四十多人。第一个被公审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处决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处决了十七人。听说有个叫翁必先的人，临处决前竟然高喊“蒋介石万岁！”
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家熟悉的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亲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再说，我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儿子，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这年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农历正月二十九，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亲生下小弟弟后的第三天晚上，厄运降临到我家。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我家，把一些值钱的家具、服装、财产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们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放了一条长凳。两个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紧盯着我家门口张望。我走过小桥回家时，他们指着我的背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实在联想不到父亲今天将要被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竟是专门负责监视我家的。
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镇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名，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我们讲，父亲在被枪决前竟然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大喊三声：“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亲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刑场，引起场内一片喧哗。为此，临刑前的父亲挨了不少枪托。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父亲被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众人让大哥和我捧着父亲的头和脚，共同把父亲的身子抬放到棺材里，放上盖，钉上钉子，然后将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离家三里地的姚家坟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盖上土，草草安葬了，我们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父亲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门口，监视全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我家的门，并恶声狠气地进行恐吓。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这一年，我十一岁。
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的判决书很简单，只是十六开大小的单页油印纸，全文不足三百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母亲哭着对我们说：“绝对没有敲诈顾六明这个事。政府实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爷呀，你太不公了！”从判决书的内容看，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这张判决书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才上交给学校。
当时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一时间，凡是新政权成立的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沿海，到处张贴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杀人的布告，全社会都笼罩在新政权的红色恐怖之中。
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是我的小朋友，后来对我说：“你父亲真是冤枉的！”据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恶意向政府告发了他。
补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里的批斗，便坐车到烟台投奔子女。殊不知儿子正被单位调查出身，不敢收留富农父亲，赶紧将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单位也在调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亲，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头儿又急又气，不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某村干部大模大样走来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要庆祝。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任何悼念仪式！”儿女们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这是什么世道！”也没人制止他。 烟台山
补白：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写一笔好字。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他，人们都说这个姑娘真傻，老师也轮番给该女生做工作。后来那位女同学嫁给一个复转军人，而那位富农的儿子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身穿一件破烂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赵旭
这样的右派有多少 作者 曾微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会计。不要学费是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该校为国民党培养文职干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
解放前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做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21年，从1928年到1949年，是没有真政府的。解放后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年，4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父亲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一查发现，他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会不牵挂上一点。”父亲问“牵挂上”了什么，他们不告诉他，也不给他认定历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么父亲的问题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原来，1956年审干时，父亲顶撞了学校领导。1957年反右，领导决定报复他，想把他打为极右，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多次召开批判会，要父亲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父亲看如果不把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招认了，是过不去关的，于是索性心一横，你们说什么我都认下，于是被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领导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还是开除公职，送了劳教。4年劳教结束，档案里没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继续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业学校改正他的问题时，又因没有历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据，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这么荒唐！
4年劳动教养期间，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那时正“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别人偷食堂的红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劳教后，他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亲的53元工资。有时出去“打工”，干点儿重体力劳动，收入微乎其微，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17年饭。
我们姊弟妹三个，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对儿女施加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殆尽。母亲作了21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资养家。我们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就业是最差的工作，当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父亲补发了700元工资。他给我母亲200元，给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5元钱，余下的200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1998年4月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20年的安泰（不劳而获）。”改正之后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亲的情况不是孤例。与他一起劳教的一个人，4年劳教结束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话剧团有个姓王的演员，也是这种情形。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师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右派，1979年改正时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名正言顺地改正，就又把他现打一次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