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作题解。所谓“先毛而得‘善终’”，指的是死在毛之前，而圣眷依然，且获风光大葬。在毛之亲密战友中，仅康生（1898-1975）一人有此殊荣。
如所周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林彪，都曾享有“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之名号（林彪还兼有“学生”身份），此四人均先毛而逝。但刘遭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69年赤身裸体惨死开封；周身患癌症，在剧痛中熬了几年，苦不堪言，辞世时早已失宠；朱德虽以90高龄寿终正寝，但自文革开始即遭毛冷待；林彪71年“9.13”折戟沉沙，葬身异域，此前于70年庐山会议与毛已势同水火。凡此种种，足证伴君如伴虎，毛皇帝实在难伺候也。
然而，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排名第七的康生，却比他们都幸运。作威作福30年后，他以中央副主席，第四号人物（仅次于毛、周、王洪文）的身份一命呜呼，毛特地赐以“反修战士”的独一无二的桂冠，可谓生荣死哀矣。
不过，正如陈毅所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过了不到五年，生前害人无数，恶贯满盈的康生就被永远开除出党，骨灰迁出八宝山。用文革常见的语言，叫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时为1980年10月16日。
这个以“肃反专家”著称，在党内极招人怨的大特务头子，何以一直深受毛之宠信，成了罕见的不倒翁呢？
概而言之，是“资历深，阅历广，善逢迎，具学养”四条。
首先，他资格够老。1924年入读上海大学社会系，1925年加入中共，在周恩来、陈云领导下，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1931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长。1933年派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驻苏期间，他曾“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精神，多次（与王明）联名写信批评博古中央的某些过左政策，维护和宣传毛泽东（指令博古中央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将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为正式委员，大力宣传毛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全苏区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等）。（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 年，380页）可以说对尚未坐上中共第一交椅的毛泽东有所照顾。
其次，他留苏四年，见多识广。他跟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对“国际派”知之甚详。但1937年回到延安后，“很快就见风转舵，和王明拉开距离，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站在一起”，“他不但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就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去武汉的意见，而且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已酝酿推举毛出任总书记，并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拥护者。这也是他能够一直站稳脚跟并步步高升的基础。”（同上，380页）
第三，他善揣上意，投毛所好。1938年中，“随着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康生的拥戴和支持也越来越明显，他的地位和职务也得到迅速提高和增加。整风开始后他一时几乎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同上，386页）
到1942年，康生身兼八职，包括书记处书记、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是毛）、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的《学习报》主编、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局长。1943年还增任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集思想整肃、审干肃反、公安反特、机要情报、敌后发展及党务等工作于一身。其中，他“对王明‘左倾’路线（并从四中全会算起）的定性和强调教条宗派篡党等问题起了明显的启迪作用，而这些又正是整风中清算历史的关键。” （同上）从而为毛正式上台立了一大功。
还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康生投机有术，转弯及时。如毛提出编《刘少奇选集》，他就一马当先，闻风而动。到文革前夕他看出毛要打倒刘，又首先提出自己完全知情的“六十一人出狱案”以作配合。再如“四个伟大”，本始自陈伯达（提了三个）和林彪（提“伟大统帅”），但康生引经据典论证“伟大导师”应列首位。后来毛向斯诺表示“四个伟大”“讨嫌”，却称“导师”还可接受，因他当过小学教员。由此小事可见康生揣摩圣意功夫之深，无人能及。
第四，诗词书画确有造诣，文化素养与毛旗鼓相当。两人文艺爱好相同，谈资甚多。“自称同康生曾长时期朝夕相处并颇有交情的王力”有以下说法：
“毛主席对康生个人关系很好”，“毛主席说康生历史上有功劳”。毛一些“诗词定稿由康生负责。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经过康生。”“他们来往书信都是用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同上，387页）
50年代起康生长期养病并做了几年内部编辑之类的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又活跃于党政事务。其间他在文化方面捞到了一定名声。“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尊康生为当代中国四大书法家之首，不但真草隶篆皆通（尤擅章草），还可左右开弓，他家就有康生书写的真草隶篆四幅屏。郭沫若游晋祠后也吹他，‘康公左手出奇字，照眼红墙耀晋祠。’”（同上，384页）
康生还在自己画的国画上署名“鲁赤水”，意欲与齐白石争锋。邓拓曾写过《谈鲁赤水同志的墨梅》，载于《燕山夜话》，对之极为赞赏。
1959年康生有一首小令：“仙人洞，天开石窦。一滴泉，地辟清湫。绿阴深（处）隐红楼。踏白云，天外走。望长江，天际流。这神仙是到处有。”郭沫若写过一篇文章，解读毛为庐山仙人洞题照那首诗（“暮色苍茫看劲松”） ，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中就引了康生这首词。
另外，陈毅多次说过，北京的厨师怕他，唱戏的怕康生，意指各为有关方面的内行。（同上，385页）
尽管康生在诗词书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水平很高，但他一般藏而不露，以免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命运，更不想招来人主忌妒。他以“理论家” 闻名，但仅“述而不作”。诗词亦极少示人。
除此之外，康生老谋深算，注意搞好和江青及毛的子侄的关系，也使他更加讨得毛的欢心。
“康生同江青本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了解江青的底细，特别是被捕叛变问题，又对江青同毛泽东结婚有撮合之功。所以江青一直对他有点敬畏和感激，在延安时就一再说：这‘老’那‘老’，我只认一个‘康老’。”（同上，382页）
康生对此心中有数。1938年审干时，党内不少人揭发检举江青的历史问题，康生把她的关系放在社会部，算作社会部人员，使之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抢救运动这一大关。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江青都只直呼其名，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称“江青同志”。
然而，风水轮流转。文革开始，江青平步青云，政治行情火箭般急升。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政治局常委，毛提出名单让周征求林、江意见。本来邓得全票，应排在毛、林、周之后居第四位。江青说应把陈伯达提到前面，又说陈压不住邓，陶铸厉害，把陶调上去。周回复毛，毛同意，即把陶由最后一名勾到第四位。康生得悉此事，马上察觉江青地位已今非昔比。
次年1月4日，江青组织大会，让陈伯达讲话，突然把陶铸打倒。事前并未报告毛。毛后来虽批评了江，但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
随后不久发生了“二月逆流”，毛龙颜大怒。康生为此受到极大震动。他对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毛主要针对陈毅批评延安整风抢救和谭震林说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同上，382-383页）
自此，康生对江青俯首帖耳，百依百顺，再不敢直呼娘娘之名，而是从众改称“江青同志”了。
另外，据王力说，毛岸英、毛岸青就是康生布置一个姓张的把他们找回来的。1936年康生又到巴黎把他们接到莫斯科，并一直加以照料。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也几次把他托付给康生培养锻炼。（同上，387页）
凡此种种，说明康生深得毛之信赖决非偶然。他和陈伯达一样，对于“紧跟”毛泽东，是作为第一要务的。但陈有书生气，头脑远不及康生灵活。
陶铸事件后，陈一度想自杀，他对周恩来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已查了书，认识到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指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杀，列宁参加了悼念）。他后来转投林彪即与此有关。（同上，382页）
看来康生到底喝过洋墨水，眼界远比陈伯达开阔。1970年庐山会议时，毛曾说陈伯达跟他30余年，大部分时间彼此合作并不好（大意）。这应有一定事实根据。最终他把陈甩了。
相反，老奸巨猾的康生和毛沆瀣一气，主奴亲密无间，相得益彰。从延安整风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洒向人间都是怨”。
现在，康生虽已身败名裂，但毛的罪行尚未彻底清算。回顾康生这个不倒翁的所作所为，有助于认清毛时代的本质。归根到底，那是皇权专制制度使然。民主社会岂容康生这种阴险小人居于高位长期作祟？
（08-5-12）
• 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可能从八大起在政治局内负责指导、领导对中国情报、审干工作，对外不公开。
• 1960年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与赫鲁晓夫唱反调，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 1962年发起批判王稼祥、习仲勋。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 1966年，康生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8年获得了中共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中调部）的领导权，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一手制造了无数冤案，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包括涉及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案和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特务案等。
• 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于癌症，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在中共领导中位居第四。康生在临终前，说說患上恐惧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以及不停播放電影。
•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后來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其次，留苏四年，见多识广。第三，善揣上意，投毛所好。第四，诗书旧学，确有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