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两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图)

发表：2010-11-14 15:27

我1963年毕业于保定师范学院，那年河北省发大水，我和我爱人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被分配到河北省水灾最严重的地区——衡水地区（党员们都分配到了大城市）。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在船上给学生上课。那时，我爱人的一个至亲就是保定地区的组织部部长，从学校步行30分钟就可到达地委，我们连想都没想去“走后门”。

到了衡水，分配工作时，我爱人找到分配工作的成章局长，要求把我们夫妇俩不要分配到一个县里，先工作，后考虑生活。当时成章局长给我爱人做思想工作，说：“你们工作热情高是好的，可你们不知道，将来要想调到一起，那可就难了。”局长的话就是党的话，我爱人说：“服从分配。”局长把我们分配到安平县。我家是安国县，爱人家是深泽县，安平县正是离我家和她家最近的一个县。

到了安平县教育局，我们没提我们是夫妇俩，教育局把我俩都分到了张庄中学。到了张庄中学我俩又没提我们是夫妇俩，领导就把我分到男老师宿舍住，把我爱人分到女老师宿舍住，直到一个多月后，有位老师到衡水开会，从衡水那里才知道我们是夫妇俩，回来后，向领导一说这情况，领导赶忙让老师腾房子，我们俩才搬到了一起。

1964年，张庄中学的高中搬到安平县城里的安平中学，我们也随着调到了安平中学。我们一心扑在教学上，得到大家的认同。我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带领学生到乡下访问抗日英雄，回来后，编成幻灯片，到乡下演出，很受老乡欢迎。学生上晚自习的时候，我端着煤油灯，到教室给学生面批面改作文，很受同学欢迎。因为我教学认真，学校就让我这个最年轻的语文教师当了高中语文组长，还评选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在县大礼堂交流经验。

1966年，我除担任一个班的高中语文课及班主任（按当时说已满工作量）外，还担任初中所有班的音乐课（音乐老师去“四清”，让我代课）。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之后，全国各大报纸开始批判“三家村”，学校领导让老师和同学写批判文章，抄在稿纸上，钉在教室后面，让大家看。

6月19号是星期日，安平县大集，许多班提出要到大集上搞宣传，念《人民日报》的文章。我是班主任，我请示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军，李书记说他去请示县委。同学们向我要鼓、要号、要红旗。我是音乐老师，钥匙在我这儿，我就开门给他们拿了鼓、号和红旗。大家乱糟糟的，我想，这么乱哄哄的出去宣传，也不像话，于是，我就以全校音乐老师的身份整了一下队，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一路上，同学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打倒“三家村”的口号。我和其他班主任走在队伍的后面。这时，李书记骑车从县委那边回来了，他下了车子，跟我小声说：“能不能劝同学回去，别到集上去了。”我一看同学这情况，说：“同学革命热情这么高，我怎么能劝说呢？”李书记看了看也没办法，他就骑车回学校了。同学们到了集上，开始念《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这时我发现，县委大院的人出来了，他们到同学群里问这问那。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晚上，同学就开始写大字报。

6月22号，县委派的代表党的工作组进驻了学校。

全校师生停课写大字报。有一天，在教师食堂门口有人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给人们说：“‘为什么学校不让写大字报？’这是企图搞乱学校，取而代之。”没署名。我莫名其妙，第一，我没说过这样的话；第二，即便说了这样的话，怎么是“企图搞乱学校，取而代之”呢？一点边也不粘呀！

7月20号下午，集合钟突然敲响了，全体师生紧急集合，师生很快聚到了教师食堂前的广场上。

工作组宣布开会，先念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宣布揪出“牛鬼蛇神”：四个出身高的老师，两个摘了帽的右派，最后是我。我的罪名是：一，带领学生到安平大集上搞“匈牙利事件”，企图推翻县党委，给安平制造混乱；二，企图搞乱学校，取而代之。不容分说，隔离看管，变相拘留，强制劳改，失去自由。我自此成了“反革命”！原先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现在一下成了反革命，大家不可理解。于是学校的核心人物集体写一张大字报：李文刚是举左手，迈右腿，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

为了给师生洗脑，他们抄了我的家，把我写的日记、诗歌、小说、创作卡片里的反面人物的话抄出来，说是我说的！还把我写的文章及日记，断章取义、颠倒黑白弄成黑材料，一墙墙的大字报，成了当时的看点，师生一下子就把我看成了真正的“反革命”！大会批，小会斗。只能承认，不许反驳，翻案，罪加一等。

我疑惑了，到大集上搞宣传，念的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喊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怎么是搞“匈牙利事件”呢？明明是我小说里反面人物的话，为什么说是我说的？在订正材料时，我面对党员及党员干部，说明这材料是假的，是我小说里某某反面人物的话，可这些党员睁着眼说瞎话，愣说是我说的，不承认就是不老实，于是，车轮战、熬鹰战、晃煤球、推搡脚踹……承认了那些假材料，就是老实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怎么共产党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在大小会上，这些党员还老念毛主席的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让群众相信他们整的这些人整的是对的，也告诉我这样的人：这样整你，你不要翻案，你翻案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那就罪加一等。怎么现在这些党员这么颠倒黑白糟蹋人呢？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后来，“革命”形势发生变化，“红卫兵”大串联，原来工作组进驻学校，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犯了路线性错误。工作组给我们平了反，我在大会上也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当场烧毁了整的那些黑材料。这时才知道，当初衡水地委有三条“黑”指示：1，不许上街批判；2，不许开大会批判；3，不许写大字报。学生上街了，得找个“反革命”向地委交待呀，所以就把我揪出来，说我搞“匈牙利事件”！我百思不得其解，代表党的工作组怎么就这样草菅人命呢？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对那些整我们的人，我们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没有以怨报怨。既没有隔离检查，又没有揪上台进行批斗，更没有限制他们的自由而强行劳动改造、打骂、侮辱……一句“这是群众运动”的话，大家都没说的了。我们是以德报怨呀！

后来就分成了两派，再后来就是武斗。我决不参加武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一走就是15个月。安平县成立了革委会，我们“派”没有枪，被打败了，所以，革委会里没有我们“派”里的人，安平县是一派掌权。

学校掌权的人还是原来整我的那些人。我回到学校，呆了不久，又把我揪出来，第二次打成反革命。批判的那些材料仍然是“文革”初期整的那些黑材料。原来那些党员干部在给我们平反时，表面烧毁了一些黑材料，把黑材料藏了起来，现在又拿出来整我们。

我又疑惑了：这些黑材料，明明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整的黑材料、而且已经平了反，为什么党员阴一套阳一套，搞阴谋诡计，不把这些黑材料销毁、现在又拿出来整人呢？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第二次打成反革命，可闹大了，在学校批，在县大礼堂批，全县开广播大会批，逮捕现行反革命也让我陪批！

1971年进了秋，安平县公安局的某某来到学校，他粗粗壮壮，一脸横肉，挎着盒子枪，腰里别着捆人的绳子，大家一看，就知道离抓人不远了。一直整我的学校党支部的田某某把我叫去，开始审我。满脸横肉的人问，田某某写。在审问的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大声的呵斥和拍桌子了。审完后，叫我签字。我得看记录的内容才签字啊，他们不让我看，不让我看我就不签。最后说我不老实，还是让我看了。我一看，田某某写的内容根本不是我说的话，他把他们整我的黑材料，变成了我一一承认的供词。

我真的太疑惑了，党员就这么处心积虑的要置人于死地，一点也不讲实事求是了！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我拿起笔来，一条不落的全都改了过来，然后签了字。满脸横肉的人把桌子一拍，瞪着眼大声说：“不老实，到监狱就老实了!”我瞅着他俩小声说：“到了监狱，也得实事求是。”

当时这叫“就审”，这是第一步，提审就要逮捕了。后来一直没提审我。

他们每批斗我一次，我就给县革委会、地革委、中央文革写信，把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而且我还把信让他们看了再寄。

1972年春天，我到公安局问我的情况，正好碰到了公安局的负责人，他一见我笑着主动给我打招呼：“李文刚同志来了？”我一年多没有人说我是同志了，我赶快说：“可别叫我同志，我是反革命！”“谁说你是反革命了？我们没这么说。”“那为什么不给我平反？”“我们早把材料退回学校了，他们没给你平反？” “平反了，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你不信，我马上给你们学校打电话。”说完，把我领进屋里，他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田某某，公安局的同志问为什么不给我平反？田某某说：“我们想给他个处分。”我一下把电话夺过来，大声说：“受处分的不是我，是你们！你们犯了路线性错误！”说完，很生气的把电话挂上。我真的实实在在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些党员非把人整死不可呢？公安局早就把材料退回去了，早就应该给我平反，可他们就这么放着，不让我有自由。别说没有了党性，就是一点点人性也丧失殆尽了！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我回到学校，一到全县教师到安平中学开会，我就写大字报，把他们怎样摘出我小说里的反面人物的话改成我说的这些“黑材料”抄出来，大家一看，原来如此……

县里不承认我是反革命，我要求调离安平县回我们安国县，县里同意了，给我开了调令。我拿着调令给学校党支部说：“你们现在不给我平反，我回安国之后，你们说什么时候平咱就什么时候平。”他们知道我回安国后再回来平反，那就麻烦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给我平反。按中央的文件，在什么场合下打成的“反革命”，就在什么场合平反。我要求按中央文件办，他们说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以德报怨，没开任何会，只是由工宣队和田某某给我平反，工宣队的同志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态度比较诚恳，田某某不承认是犯了路线性错误，他说是盲目执行了上边的指示。我摇了摇头，吐了一口吐沫。他们把整的那些黑材料拿出来，当我的面烧了。我调回了安国县。

我万万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有文件，让清理档案，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统统清理掉。安平县在清理这些材料时，竟然在县里还藏着整我的那些假材料！天呀，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丧尽天良！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然而，他们又执掌着大权！

事过四十多年，我已年逾古稀，明白了许多，“山下有老道，庙外有和尚”，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说：“党外有党，党内有坏。”这也是客观存在。年轻时天真的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反对一个党员就是反党。现在清楚了，一些党员平时也慷慨激昂表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到关键的时候，利用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分到大城市；在搞政治运动时，不惜用卑鄙下流手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达到整死别人而后快的目的。

在那个时代，造就培养了一批投机钻营、专靠整人吃饭的共产党党员！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像田某某专靠整人吃饭这样的共产党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一堆臭狗屎，再没人理睬了！现在党内就那么纯洁了吗？否。还是那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坏！”这是不争的事实。胡絜青女士在纪念丈夫老舍的“甲子感怀”诗的最后一句说：“雨后青山别样蓝”。胡女士说的对，是的，“雨后青山别样蓝”了，但我更希望“雨后青山更纯蓝”！天空一点尘滓也没有，那该多好呀！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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