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2年，是中国大陆饿死人的三年。
1960年初，新乡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受家乡灾难的影响，思想十分混乱但不能说，不少学生思想沉闷不语。
1月11日，数学系教学楼一楼北边113小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很大的反标“打倒毛泽东”，全院各个班级组织查笔迹破案，每个学生交一本自己写的本子。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一直没有查出来。几个月后，数学系三年级一班的王文昌和物理系四年级的张德凎因反革命罪被逮捕，震慑了“1·11”案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高祥民，自首投案。9月9日，在全院大会上宣判，王被判7年徒刑，张被判6年徒刑，对高宽大处理，留校查看一年。
1月23日期末考试结束后，院党委号召“行动起来，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决定不放寒假。我班到新乡七里营支援农业现代化。七里营农民生活已经相当苦，食堂的饭很差，春节那一天，生产队长陪我们小组十来个人吃了一顿白面水饺。
2月3日，我们回到学校，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此后几个月，除了学毛著，没有搞政治运动。
3月份写学毛著心得时，我写了《学习毛泽东思想，高速改造世界观》（近2千字）。期末政治课考试，要求写一篇学毛著体会，院刊修改后，把题目改为《思想改造必须高速度》，9月份发表。
7月4日，我和同小班的党员、院学生会干部李天增，突然被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赵福海召去谈话，要我俩参加用“土火箭”搞人工降雨研究工作（省里布置的任务），不让我们参加最后一门课的期末考试。并说，下学期不随班上课，参加理论力学教研室政治学习，不影响毕业，毕业时留在理论力学教研室。按说，最后一门考试课《复变函数》，我已经复习好了，而且是田继善让我拟复习提纲，我俩分别领着4小班和5小班同学复习的，后天，只隔一天，就要考试了，考5分是有把握的。但我们也只有无条件服从。另外，6小班的贾海和三大班的李嘉宾、郑双元（都是党员）也脱离班级学习，搞计算机。
由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各两个再有一年就毕业的学生，组成一个土火箭研制小组，数学系郭赫老师负责，第二天即开始工作。头几天，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个学生和我们一起讨论。我负责设计喷口和用很结实的纸手工卷火箭筒，化学系晁金华负责制火药。我边读《空气动力学》和有关火箭的书籍边工作。
数学系四年级重新组班，两个大普通班，三个小专业班（每小班30个学生）组成第三大班。公共课有《概率统计》、《理论力学》和《泛函分析》。我和李天增选学了《理论力学》和方程专业班的《定性理论》。
我们的土火箭在大饭厅东边的大操场试验。试验失败过几次，有一次刚从发射架飞出不久，就栽了跟头，窜到饭厅东头炊事员工作的大案子底下，真把我们吓坏了。试验成功的也不少。8月上旬，新乡地区召开控制天气技术表演大会，参加表演的有土火箭、礼花弹、气球、迫击炮、120炮、82炮、高射炮、土炮、飞机等，郑州、洛阳等地区派代表参加。我们于第三天第一个表演，最高的大概飞到1500米，领导和代表们很满意。
参加表演会后，领导让我回家休息几天。8月10日至15日，回偃师5天。在家期间，我看到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寒心事：马云奇伯伯的两个女儿（儿子在外地当工人）在食堂领了大半灌稀菜汤，这是父女三人的保命汤啊！抬到半坡摔倒了，饭灌碎了，姐妹俩哭着回家，父亲没有责怪她们，立即跑到饭洒的石坡处，跪下伸出舌头舔饭……
我按照“主流与支流”、“一个指头、十个指头”、“暂时困难”等等理论，在家没有说服伯父对“大跃进”、公共食堂的“糊涂认识”，回校后给伯父寄了“中共八大文件”等6本小册子，9月2日接到回信，信中对我做人和学习的教诲值得我永远记取。今录如下：
“关于你这次暑假旋里，谈话的意思，很有价值，对社会、对人民、对学习和个人前途，似乎很有政治觉悟，汝之所操举，尚属令人钦仰，但希望你续持其志，将来脱离世之庸凡，方不愧吾等日夜悬望，和你之生平所抱负是幸。
“学习乃你之天职，不用再说。对于科学和专门技术学方面，要多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专人专学家人材，才算实学，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用，不致有将来饱学失用之虑为忌。”
我要把伯父的教诲贯彻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9月30日，吴芝圃来视察时，我们发射了两个单级的、一个2级的，火箭飞得又直又高。
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11月中旬，贾海、李嘉宾和我边工作边参加二大班的活动。我参加1组政治学习。在这期间的一个星期日，我曾被派到院大门口的门卫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盯着小窗口外边，监视二大班的“落后小集团”，看他们是否出大门，几个小时也没有见到那三个同学的踪影。
由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和众多人的浮肿病，迫使实行“劳逸结合”等措施。
11月底，全院学生大搞“家底生产”，找盆子、做木盒等，准备种菜，还准备养家兔、养羊等。我班在一个房间放满书架，摆满了脸盆，用白菜圪塔做“人造肉精”。学生食堂做“高产饭”：大米用蒸气吹成膨胀很虚的稀米饭。
土火箭小组的领导郭赫老师的腿开始浮肿。
12月9日，我们的土火箭研制工作停止，要休整100天（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搞），又回年级上课。四年级上学期我等没有学习成绩。四年级下学期学习了《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方法》、《哲学》课程，并参加了考试。我的成绩都是4分。四年级和三年级共5个大班都开有《泛函分析》课，而四年级在上学期已经开讲一部分，所以两个年级的进度不一。我把两个年级八个大班的《泛函分析》课表都抄来，在保证听四年级的前两门课之外（《哲学》只好自学），到两个年级选大班听《泛函分析》课。就这样，紧紧张张地糊弄了一个学期。我要把未学的大学所有专业课都补学完。我不需要什么分数成绩，我需要的是知识。
这时，国家已经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计划，我当然无须准备报考。
冬季，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郭赫老师是天津来的大汉，饭量很大，国家每月补助他的粮票和副食品票，根本不够他的基本营养需要，他就在学校的花园里拣落在地上的干木荆花，拣了几大包，煮着吃。
因为同学们要准备复习考试，而我没有考试课，1961年1月9日，党支部把“人造肉精”工作交给我负责。前一段这项工作搞得不太好，松弛了一段时间，书架空了，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但我必须愉快接受。因急于充实书架而忽略了质量，菜汤煮得不合格，4、5天了，“肉精”不仅长得很慢而且大部分黑了、坏了。
1961年1月20日开始放寒假32天，让师生休养生息。1月21日至2月20日，我回到家乡做农村调查，写了约7000字的《农村整风整社间返乡志》，记录了中央贯彻“12条指示”后的农村情况。
农民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特殊风、命令风、瞎指挥风）非常恼火。
农民对自留地等等“兑现”政策非常熟悉、非常欢迎。我家西邻城关公社一直坚持让农民种自留地，而我家所在的山化公社曾经三次分给社员，三次收回，社员们说：“上头的政策是好，只是下边这些干部没有照着执行。”
农民最关心的是生活问题和麦收问题。1960年开始，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不少生产队每人每天吃5两8钱粮食且有断顿现象，现在好一些，但社员仍然担心“低标准到什么时候才了？”灰心地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饿死人的大灾年）有期限，而现在没长短。”
偷盗现象严重，生产队里的红薯窖、菜窖被扒，粮库的锁被扭开，粮被盗走，有单人小偷，也有结伙偷盗。
自由市场很活跃但比较混乱，市价昂贵，一个蒸馍1元钱。有的倒卖粮食、油料、薯类等统购统销物资，也有盗贼贩卖生产队的公共财产的。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整顿市场。
民众说：“三月要乱”、“共产党快完了”。城关公社西寺庄大队一个妇女问我：“当真共产党世事快到头了？”山化公社台沟大队我表姨担心地说：“要是真的乱起来可咋着哩？！”
农村患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所在的东屯大队第20生产队已经饿死三个人：刘妥、寇林成、马报，都是50来岁的壮劳力。前两个是贫农，马报是地主分子，但是，不管什么成分，在饿死人的农村，挨饿面前人人平等。我伯父在1958年修卢浑水库时，曾被领队的队长扒掉棉袄打，患伤寒病，身体已经很弱。我母亲由生产组长改为食堂炊事员，把白菜圪塔捡回，伯父煮着吃，但他的浮肿病照样非常严重，村里许多人担心他过不了年。幸好，队里把浮肿病号、其他重病号、年老体衰的人，集中起来，集中治病、集中吃饭，细粮、食糖、食油等供给得相当足。
全县基层干部集中起来整风学习，错误较严重者回队在群众面前检讨，让群众批评。然而，却采取了以左反左的整风方式。不少干部被迫赤脚推磨。我表哥杨心路，解放初参加土改工作（当工作队员），是西寺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打过社员的小孩，更因娶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小老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从3月1日起至8月底，农村每人供应棉布1尺7寸，我们是2尺，有同学说怪话：“2尺布票顶啥用？毛巾要布票，袜子要布票，都要布票，真不合理。”
3月15日，院党委书记做形势报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3月29日，闲谈间，互相检查有无浮肿病，有同学说我的比他还严重。但我不让说,“我相信，几天后会好的”。
4月中旬，院领导要求毕业班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周。一位老师和我们15个学生在以蔬菜生产为主的丰乐里。大家分头参加劳动，和生产队干部、社员谈心。我们拟定具体调查：既考虑蔬菜产值又考虑产量，如何使作物布局合理？近几年蔬菜减产和土质变坏的原因；“三包一奖”、劳力组合、评工记分、分配等的数学方法。在调查中，老农民给我们解答了前两个问题，并介绍了如估算麦秸垛等等方法。
4月27日，除毕业班外，下乡一周，贯彻省委、省政府“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办粮”的号召，支援农村雨后春播。我们在校内除上课外，利用星期日种菜。
5月份，毕业生照相成风。我坐在数学系教学楼前、月季花盛开的花池边，捧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7月中旬毕业考试，考《计算方法》和《哲学》。《哲学》出了4个题目，任作其一。我选了第一题《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考试结束后自学了四年级上学期的《概率统计》课。
在学习中，我体会到除了“温故而知新”的古训外，还应该有“学新以温故”。这个“温”有其更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会对已有的旧知识有更深刻地理解和更牢固地掌握。“温故而知新”与“学新以温故”是辩证地统一。
快毕业了，该考虑分配志愿了。我的态度是“挺出身来，让祖国挑选”，在分配志愿表上，我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
为了支援农业和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中央指示河南省高校放假3个月。毕业生自7月23日起放假3周。
回到家，发现食堂已经解散，每个社员每天10小两粮食，照顾我伯父6小两，他每天1斤粮食，蔬菜大量，大家都说比食堂吃得好，一般生活不错。母亲开了小片荒，种了南瓜、荀瓜。我担水帮助母亲种红萝卜，浇了南瓜、荀瓜。
返校后，系里通知我和李天增补考三年级的《复变函数》。毕业鉴定按四年级前的班搞。因为我对我们小班最熟悉，同学们要求我回班参加鉴定，所以，只用了不太多的时间复习备考。《复变函数》是王德飏老师教的，补考题是穆鸿基老师（教务处处长）出的，题并不难，但有一道证明题没有复习到，后半部分不会作，一个多小时交卷。成绩是4分。然而这4分却得到了老师（穆老师并不认识我）、领导的夸奖，并反馈到我们年级党支部。
9月9日，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由新乡师院数学系到开封师院的共6人，除我之外都是共产党员。一大班的连文科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们将来都是草包教授！……”
分配到开封师院的23人于9月11日夜10点到达工作地点。
开封师院数学系办公楼前种了一片红萝卜，每个教师分1畦，也分给新来的1人1畦。
11月下旬，数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陈顺卿发现我的腿浮肿，我说不要紧。过了几天，越发严重了，就到校医院检查，结果是二级浮肿。除打针、吃药外，按国家规定，补助4小两粮票，1斤猪肉、2斤豆腐、半斤食油的票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