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汉儿这辈子很冤 作者 曹登贵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3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3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父亲的遗著 作者 邢诒心
我父亲是黄埔军校十七期，参加过抗战救亡，后在国民政府广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返乡当教师，五二年镇反时被抓。在内蒙古劳改五年，大难不死。那一批北上劳改的有几千人，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父亲即其中之一。出狱后回原籍乡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监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亲在乡村可谓牛马不如，任人辱骂殴打，几岁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乡村的孩子学着斗争会上大人的口吻，见到我父亲都会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掷粪便、土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至少被批斗几十次，贫下中农或工作队干部殴打他，民兵把他捆绑起来游村游街。有一天，小学校长要我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大队斗争五类分子大会。父亲被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押上斗争台。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宣读强加于父亲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厉声问我父亲认不认罪？我父亲只叹一声“冤枉”。几名民兵在书记、治保主任指使下冲上斗争台，手持木棍枪托，围着父亲一阵乱打。父亲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台上。他们将父亲双手捆绑，用麻绳吊在半空。父亲在斗争台上悬空惨叫，尿屎渗出裤子。革命群众则在台下怒吼打倒父亲的口号。不多久麻绳突然断了，父亲从几米高处跌下，昏迷过去。我回家告诉母亲，说父亲死了。母亲抱着我们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们说，父亲不会丢下我们而去的。夜里，父亲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双腿已不能走路，靠双手爬了几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劳动监督，对父亲来说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这些儿女惨受株连。我十二岁就失学回家务农，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惨绝人寰，绝望人生。
邓上台后，我参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后在广州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后，父亲重新过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将他三十余年的劳改生活经历写成书稿，真实地将中国大陆那段伤心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他要我们将来有机会将书稿出版，或者送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认为这本书稿有如下几点历史价值：一是镇反运动的罪恶记录；二是揭露了当年内蒙古劳改营关押几十万国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内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斑斑血泪。
陪父亲二劳改 作者 鄂一雄
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省军政干校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大军南下，一直到海南，后来随部队返回河南。1954年我3岁，随母亲到洛阳作随军家属。在那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取名洛佳（洛阳安家），后又生了个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习惯了吃馍、吃面条、喝小米稀饭。
1956年，部队集体转业。随后，反右斗争开始。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爸爸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有一天，妈妈带我们到一个农场看爸爸。他在那里劳动，晒得好黑。1958年，组织上动员我们家属返乡，我们回到湖北天门县的一个小镇。离开河南前，爸爸与我、妈妈、弟、妹在照像馆照了一张照片，并写着“欢送王虾贵（妈妈的名字）同志返乡合影”。前几年这张照片还在，近年几次搬家，把这个珍贵的照片弄丢了。
父亲被定为右派去了劳改农场，我们老家的军属牌子也摘掉了，妈妈不得不从新参加工作。她每月27元的工资根本养不活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因无钱治疗，两岁的洛兵夭折了。妈妈吓坏了，忙将洛佳送给乡下的姨妈，将我寄养在乡下的外祖母家。
1961年挖红薯的时候，父亲来到天门乡下，要将我接到他所在的潜江沙洋二农场二十中队。外婆听说我要走，流泪了。这三年我与外婆是在吃树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过来的。父亲刑满后不愿回乡，要求留下来当农工，俗称二老改。为了不与其他农工一道睡集体宿舍，父亲想出一个良策，将我带在身边，这样就可以分到一间独立的住房。
那个住房其实就是一个看瓜的棚子，有十来平方米，门口种着各种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电筒回家，因为我无数次发现各种蛇躺在路面乘凉。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顶，各种虫子经常光顾我们的床，最让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从上面掉下来。有一次，一只野狗在我们门前捉了一只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将猎物放在地上，守在旁边欣赏。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却猛然向我扑来，前爪抓进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当即鲜血淋漓。现在还留有伤疤，那年我11岁。
父亲心情非常不好，脾气很大，常常以酒浇愁，每月工资还不够他喝酒。喝醉了就摔东西，经常无端把我打得头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给他赚一元钱做酒钱，不然就挨打。
我那时读小学四年级，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床，守在牛棚门口，等农场放牛出来。牛有个习惯，早晨一出牛棚就会拉粪。鱼塘收牛粪，每斤一分钱。我每天必须完成一百斤牛粪才能赚到一元钱。一次我挨打后逃跑了，跑到一个由两个劳改犯看管的瓜棚里。他们收留了我，在那个窝棚里呆了两天。旁边有个即将干涸的池塘，我帮他们捉了两脚盆泥鳅。还没来得及吃，父亲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时早上捡的牛粪不够，就只得到离农场很远的地方去检。一次我在离农场3公里的杨家滩检了两大篓子牛粪，由于挑不起，我将其中一篓子埋在路旁沟边。将另一半挑回去再来时，发现竟被别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后来又捡到同样多的牛粪，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个小时。到养渔池一过磅，连皮107斤。天哪，那时我才11岁啊！
在劳改农场的四年中，我似乎没买过鞋。每年从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从早到晚都光着脚丫。有时被钉子、蚌壳剌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划个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会发炎，几天后就好了。过了十一，我就开始打草鞋。草鞋其实并不都是草编的。我平时就注意捡废布片子，洗净晒干，以备编鞋。用布片子编的草鞋是逢市过节穿的，用麻编的草鞋是洗脚后穿的，平时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窝子，没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围着。我是跟一个劳改犯学会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长的竹竿登在脚上就行了。
那时父亲常常出差，将我暂托给一家姓叶的照看。叶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岁，妹妹比我大两岁，我与妹妹同班。我那时身体不好，常常发烧（后来当兵检查身体时才发现肺上有一个很大的钙化团，可能是那时得了结核病，不知不觉钙化了），不能去上学，妹妹常将学习的内容带回，还带回一些找同学讨要的蚕豆、大麦粉之类给我吃。
那年头同学之间经常互相讨要吃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大姐当时正在与沙洋-武汉轮船上的一个船员谈朋友。那个准姐夫来看大姐，总是带一瓶化学酱油来。他们的老妈，一个越剧演员，就用酱油给我们煮饭吃。那种香甜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都流口水……
小地主父亲 作者 范向东
父亲小气，吝啬得超常。家里有个很大的粮仓，里面摞满麻袋，有谷子、麦子、豆子、花生，可是难得蒸一回馒头，每天嚼的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在饭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许的，父亲会把脸拉得驴脸一样长。他的眼睛本来很小，麻雀一样的黑豆眼珠，可此时会睁得很大，像要撑破眼眶，眼里透着威严，有一种让人心里哆嗦的力量。他很少开口骂人，通常是把干瘦脏黑的手指头在嘴里蘸上唾沫，隔着饭桌探过身子，把米粒沾到指头上，送到你的嘴边。你不能反抗，那样会招来他老拳的热情招待。你得张开嘴，挤出一脸讨好的笑，用舌头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尽。父亲缩回手，再把手指伸进自己嘴里，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声音很响，像吃着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亲指头上的米粒舔进口，我都强忍着，找个借口出去呕吐半天，连肠子都要吐出来。所以吃饭的时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点滴过错被父亲抓住。吃完饭，还要当着父亲的面，把饭碗扣在脸上，用舌头把碗舔得发亮。这时，父亲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还可能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开，放在我的手心里。我会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点一点的散开，直到满嘴的油香。我会闭了眼，把嘴里的舌头转得像飞旋的轮子。那时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亲好苦，家里几十亩的土地，他舍不得雇长短工。从父亲身上抠一分钱，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从不回家，头上百年不变地裹一条油乎乎脏腻腻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随便挂几件能蔽体的短裤长衫，不是缺扣子，就是少袖子。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叫花子。
母亲中午要把饭送到田间地头，父亲吃饭的时候从不挪窝。见母亲送饭过来，锄头一放，席地盘腿而坐。哪怕此时烈日高悬，他也绝不会去寻一处有荫凉的地方。父亲古铜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样排满他的脊梁。母亲看着心疼，就蹲在父亲的旁边，用手绢不停地给他擦汗。父亲一手端着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饭迅疾扒拉到嘴里。他的嘴总塞得满满的，腮帮子总鼓得圆圆的，说话的时候嘴里叽里咕噜，也听不清他嘟囔些什么。狼吞虎咽地吃完，很舒服地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又忙开了他的活计。
人家背地里都叫父亲“活不成”，舍不得吃穿，就舍得出力气。春暖的时候往地里拉灰土粪，父亲怕把骡子累着，常常自己架在车辕里，弯腰弓背累得龟孙子一样，而让骡子在后面悠闲踱步。
家里一年也难得改善一次生活。饭里偶尔放点鸡蛋、猪肉什么的，父亲总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败家子。他气急败坏地用筷子把碗里的饭像犁地一样深翻好几遍，把里面飘着的鸡蛋块块、猪肉渣渣都挑出来，一股脑扔进我们的碗里，边扔嘴里边嘟囔：“吃吧，吃吧，喜欢吃肉，把老子也杀了吃掉算了！”每当这时，我们就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碗，才不在乎他怎么骂呢。
母亲总在父亲下地的时候偷偷给我们改善生活。有一次我们正在家里兴高彩烈地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饺子，突然听见院外有骡子的叫声。母亲也不着慌，随手在盆里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门口用力一撒，满院都滚着白花花的豆子，很是显眼。父亲踏进院门，一眼就瞅见了地上的豆子。他尖着嗓子跳着脚在门口叫骂：“哎呀呀，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猪仔子，再有钱也经不住你们这样糟蹋呀，挨千刀的！”他边骂边弯下腰来，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衣袋里。等他捡完进屋，我们都已吃得肠肥肚圆，母亲也把所有的痕迹清理完毕。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母亲就给他从锅里拿出俩个窝头和一棵大葱。父亲一口窝头就一口葱，笑眯眯的，吃得有滋有味。我们都看着父亲偷笑，父亲低下头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么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时候，因为家里地多，粮食也多，父亲被划为地主。那些游手好闲，抽大烟把裤子当了、老婆卖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贫农。他们给父亲糊了一顶尖尖的纸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让父亲一边敲着铜锣一边高声喊：“我是地主，我剥削穷人，我罪该万死！”游街回来，父亲连吓带气，卧床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归西。人家叫我父亲“活不成”，他真的没活成。唉，可怜的父亲！可怜的小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