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发现了“三元悖论”,他也因此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按照“三元悖论”的原理制定政策,是不是就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避开外部环境的冲击？现在看,没戏。
“三元悖论”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完全开放、汇率的自由浮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政府最多三选其二,而不能三者同时获得。比如:完全开放的前提下,货币升值(汇率自由浮动)会引来大量热钱,这时通胀压力增大。越紧缩,货币升值越快;货币升值越快,热钱流入越多;热钱流入越多,货币越宽裕。如此恶性循环。反过来,一样的道理。
但是不是“三元”的所有组合情况都对？笔者认为不一定。比如,不开放,汇率就一定可以稳定吗？货币政策就一定能够独立吗？这是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采用了“加大资本管制——缩小开放程度”同时“紧缩流动性——强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并没有稳定,而紧缩货币也没能达成控制物价的目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原因是:第一,美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元的涨跌控制了大宗商品价格;第二,这些国家的物价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
鉴于上述两个原因,对于弱势经济体而言,“资本管制”只可以让“热钱”流入速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没有太大帮助。如果这时候紧缩货币,只能抑制本国经济上涨,而对通胀无益。如果过度紧缩,经济会陷入“滞胀”。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对可能发生的严重的“输入型通胀”管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老百姓怨声载道;管,实在是没有手段。这就是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带给世界的痛苦。
面对所有发达国家一起量化宽松的政策,价格控制已经难上加难。现在,各部委准备拿出一些办法通过治理流通渠道对物价加以控制,但效果势必有限。
更有效的办法是“扛”,通过加薪的方式,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追上通胀速度,同时有控制的引导企业把成本压力传导到消费终端,这样才能保住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状况的出现。相反,如果管不住生产成本的上涨,而一味强调消费价格不能上涨,那结果是企业利润减低,甚至工厂关闭,那大量的工人会失业,消费会受到严重拖累,势必引发恶性循环。
所以笔者建议认为,当前应采取如下的政策选择:
第一,通过舆论告诉公众现在的“通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何才能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取信于民,为政府控制通胀减压。
第二,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托住中国经济增长,以财政增加的收入补贴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稳定社会。
第三,货币政策不仅不能紧,反而需要适度放宽。面对原材料、劳动力和财务成本的不断涨价,企业维系原有规模的生产需要更多的贷款,这个时候如果贷款不能满足生产需求,生产必然下滑。所以,结构性的、适度宽松的贷款环境是保护实体制造业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
第四,保住股市。让股市的结构性牛市,将资本倾入需要加速发展的行业,替换部分银行贷款。
第五,确保农产品生产,让农民享受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好处。
最后,千万不要落入“三元悖论”的陷阱。不要以为强化资本管制,就可以获得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元悖论”所讲述的原理,只适用于“内需拉动型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