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国早有王道仁政之士、乡传统的言论结社自由，只缺程序，中共却信口雌黄说根本没有。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中国已实现宪政言论结社自由，有了自由发行的新闻报刊和现代出版业与可以赚自由批评政府稿费为生的文人，以及国民（革命）党和共产（革命）党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1936年12月～1946年6月两次、共13年合法的二元并存状况，更有主张温和改良社会的共和党、进步党、社会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多元共生的政治景象。
遗憾的是，无论礼教中城市私塾或农村乡社形式的言论结社自由，还是从晚清预备立宪到中华民国1949年撤离大陆到台湾期间的不成熟的宪政言论结社自由，都被共产党创建的以工农联盟名义、五星红旗标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毁坏。
中共统治为何要毁坏中国言论结社自由的状况？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站在“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国”的党文化思维囚笼里，就不容易回答，你会以为：中国儒教、佛教文化真的如同鲁迅狂人和瞎子所说的那样，礼教父母在吃儿女，祥林嫂死在街头是轮回转世的思想害的，肺痨病人华小栓在吃革命烈士的血……
但是站在党文化思维囚笼之外，审视“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从更广阔的澳门、香港、日本、韩国的东亚历史背景上看，并没有西方自由民主共和国制度与中国儒道佛传统文化思想根本对立的问题。澳门、香港、日本、韩国从来就没有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滋生出来的要“打倒孔家店”的邪恶情绪。
单就中国人而言，不满的只是澳门、香港的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心理和意识，并无父母为了家长权威组党办报或结社反对葡萄牙或英国人的活动，半次都没有，相反不少家长还送孩子进西式学校学习科学知识，例如孙中山被送进夏威夷意奥兰尼书院和香港中山书院、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学习。中国青年也只是刚刚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时候，会偏激地把信仰上帝跟信仰孔子、关羽等对立起来，除了洪秀全之类执著要以宗教为造反武器宣泄自己不能科举及第所压抑的愤懑情绪的少数人，一般的青年都只是一时间文化磨合中的暂时消化不良。孙中山最为典型，18岁时执意加入基督教纲纪慎会，又于38岁时加入洪门致公堂。之后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是美国共和政治理念与中国儒家仁政理念的结合。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都只是推促护国、护法运动，从无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意识，出于急进的政治功利考虑，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始终清楚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假民主共和国予以拒绝。孙中山所要做的只是：使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军政北伐消除军阀割据统一中国，以训政培育省市居民在地方上的公民意识，以国民大会召开实行全国多党宪政。
国民党从没认为苏俄、苏联式的所谓共产党政治局极权专制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国”。只是中国共产党从它的“二大纲领”中才炮制出这种政治假药，从“三大”到“六大”，以帮助国民党实现三民主义的谎言，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钻进社会民主工党的方式，蛔虫似地钻进国民党的组织，以与国民党左翼联合的统战魔术，谋取操控国民党的组织部、宣传部等中央领导权。中共在1927年几乎已经达到弄假成真的目的，只是被蔡元培、蒋介石抵制住了。
中共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它实践前跟国民党似的由于急于求成、急病乱投医而不知道后果，所致今日被迫一条黑道走到底，而是它出自历史安排的由撒但教到光照帮、共济会、雅各宾派、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费边社、布尔什维克、俄国（苏联）共产党约一千年历程魔炼的崇尚暴力创建极权，却以追求自由民主的谎言蒙骗人的邪毒本性。是鸦片就要毒人，它必须这样做。
中共统治如何毁坏中国言论结社自由的状况的？这要分局部和全面两步说。
从1926年到1949年，中共就已经在中华民国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华北、东北等农村地区，局部地开展起毁坏言论结社自由的活动，为时23年。以两湖为例，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进军湖北激战关头的1926年11月，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人不干帮助军队北伐的正事，拿着国民政府的薪水掀动并不被国民党党部和政府同意的激进的农民运动，半年时间以鼓动好吃懒做、调戏妇女的阿Q之类的痞子带头闹事的方式，煽动成立起以盯住妇女胸脯两眼放邪光的流氓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900万人，占全国农协会员的90%，各县农协成立农民自卫军成为中共以革命名义干扰北伐军政的地方武装，以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名义，疯狂地颠覆从秦汉皇朝历经两千多年的乡村宗族祠堂、私塾、书院等自由结社传统和乡绅们的言论自由活动，美其名曰扫荡封建宗法思想和包办婚姻制度，其实是企图以农村农协对抗国民党各县党部。
这23年里，中共对中华民国农村乡绅、老师言论自由的毁灭性破坏，对祠堂祭祖、议事结社传统的破坏性毁灭，是彻底的、血腥的红色恐怖，首先在江西、福建等南方八省中共的苏维埃村寨，后流窜到陕北延安地区，再后来利用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容忍的八年时间，在它用武装建立的假抗日、真独立的根据地，用共产主义革命败坏了中国人在儒家礼教、佛家宗教、道教文化培育的中国人的天性，通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强行打劫人的思想，颠倒是非、善恶、好坏、正邪的黑白标准，疯子似地攻击宗教、家庭、宗族、乡民结社，文明的道德及权利法典，个人的荣誉及礼仪，侮辱人们心目中孔子、阿弥陀佛形象，在闵浙赣、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农民的思想被笼罩在枪杆子和笔杆子打造的《国际歌》、《东方红》圣歌和《白毛女》歌剧营造的红色宗教的氛围里，城里有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社会党、工商勇进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等多党及其报刊都没有，惟有“中国共产党万岁”和《解放日报》等政治宣传。
从1950年到2010年，中共从没有过古代农民暴乱之后回归“和为贵”儒教传统、以《论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丁点想法，一如既往地推广在井冈山落草就开始的刷“实现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标语口号，赫然就是“跟共产党走”的红色宗教的政治宣传，在河北安国开展过的批判孔子的大会和“打倒孔子！”的怒吼在中共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强推到全国，从每个城镇并通过农村党支部无远弗届地搞到每个乡村，路边的厕所土墙都要刷“打倒孔老二”的口号。中共的洗脑活动通过村支部和乡村小学、幼儿园扩展到人的足迹所到的每寸土地，传达基督教神父眼中的中共政治局魔鬼话语的《人民日报》遍及每个村庄。
这一切都是怎样做到的呢？是乡村农民自发地拥护和欢迎的吗？不是。而是首先推广在东北、华北农村根据地人为地消灭捏造的“地主阶级”的暴力土改运动，跟中华民国在台湾实行的政府赎买土地、和平引导土地所有者投资工商业的理智、温和的做法截然不同，就是展示赤裸裸的批斗会的民兵暴力和口号处死人的草菅人命的做法，用这种政府、军队公然违法的粗鄙的流氓做法，让善良的农民和被带去参观的民主人士恐惧，跟同时在城镇进行的暴力镇反运动相配合，在每个村庄和居委会都建立起直接听命共产党的党支部，这使从文字记载就有的近三千年的礼乐文明的中国，几乎一个月里就在除西藏之外的大陆荡然无存。之后消灭捏造的“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商改造、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以中共为国教的创建运动，开展反右——诛心全国、变文化匹夫为政治懦夫的运动，收回农民土地，开展由互助组到合作化、公社化，搞全民指鹿为马的大跃进的运动，把全国变成不敬祖宗、孔子、菩萨和各种神佛而只顶礼膜拜马恩列斯毛的红色山寨和部落。由于全国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山寨和部落——北宋曾头市似的半军事化组织，所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吼就成功发起与刘少奇争夺党组织的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让国家主席转眼之间成为囚徒，死无葬身之地。
文革结束之后，终结的只是毛泽东喜爱的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华家国礼教传统并没恢复，晚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就逐渐放开的党禁和依法创建的各地民间商会、行会、农务会（农会）、学会、研究会、互助社、职业教育社等独立运行的民间社团，依然被中共禁止。镇压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之后，在所谓继续“改革开放”的跛脚跳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工商会等国人，都由中共各级组织领导式的严密监管着，缺乏真正的思想和学术交流，不再以批判邪恶为己任，不再有真正自我道德、品性的修养，整个就是共产党咋说我咋干，或者公然鼓吹动物商店的“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中共曾经鼓吹的“民主、人道、自由”口号被“发展就是硬道理”和“生存权即人权”替换。从1980年到2010年，又一个所谓开放的30年过去了，“改革即革命”，六代领导人前后接力，让私有制又回到中国，看似终点又回到中华民国的起点，却不再有读书人的文质彬彬和乡村人的质朴善良，禁住了城乡的组党结社，却不认真禁贩毒卖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发廊、夜总会成为贩毒窝点和变相妓院。
晚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由于宪政保障的言论结社自由，促使中国人出现的参政议政热情在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里日渐消沉，很多人公然说：不要跟我谈政治，我就是行尸走肉。人们不再关心政治自由和民主，青少年们不再有民国儿女对父母的恭敬问候，也没有西方文化流行的夫妻、家人的吻别，却将本来该去党委和政府门口喊涨工资、减物价的勇气，弄到家中，揩父母的退休工资的油。言情、黑幕、侦探、武侠小说重新成为流行作品，西洋小说、话剧却不再时髦。《我是流氓我怕谁》等以及宣扬上海滩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作品很畅销。总之一切看似回到了中华民国和皇朝的表面，却不再有“礼义廉耻”的情怀。
中共统治为何能毁坏中国言论结社自由状况到如此地步？以下简析两点：
首先，有悠久的历史安排：从共工怒撞不周山和之后遗留后土农民子孙的传说，到皇权时代单方面拓展君权、夫权、男权、师权，在清朝末年累积的以鲁迅、周恩来、刘少奇等小人儒展示的邪气，犹如小说《水浒》中所说江西龙虎山上清宫伏魔之殿中央石碑下锁镇魔王的石穴中的黑气，就等待着现代洪太尉——孙中山这位洪门致公堂的红棍——以开创中华共和国和改组国民党的形式来释放，霹雳一声震天响，就引来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中共祸害中国农民的农运和农村暴乱。
其次，有民国新文化运动的邪变魔化：中国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的思想宣传，由于北洋政府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所引起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全盘西化，引入由撒但教辗转到布尔什维克宣扬的暴力改造社会“杀出一个红彤彤的公有制新世界”的共产主义的极端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马列主义歪理全然反科学实证，却居然被当作科学真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搞出来的俄共极权专制被当作真正的民主，将终结了中国封建贵族礼制的中华皇朝官僚制度当作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盲目的批判和恶毒的谩骂，帮中共赚取了可以试一试共产主义革命的民心。这一试就直到今天法轮功公园晨炼结社被取缔11年，人们也沉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