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叙的种种批斗场面，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真实的存在。以史为鉴，但愿这类丑恶的行为不再重演。
我几次看过那种令人发悚的场面：捆人者抬起脚，从背后照被捆者的腿弯上狠踹一腿，被捆者当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双用一根麻绳，从他的颈后勒过，再从其手臂下绕过来，在他的胳膊上迅速缠绕几圈，然后将绳头交叉一系，用膝盖顶着他的脊背，猛力系紧绳索，被捆者的双臂，便被紧捆在背后。若是绳子绕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绳子绕得高，再勒得紧，使其双臂几乎并拢在后背，被捆者就会痛得惨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几脚，说他装佯，喝令他起来，或是抓着绳子将其提起。他一提绳子，被捆者又是一声惨叫。被这样捆过的人，松绑后胳膊要痛上好多天，连端饭碗都困难。
“阶级敌人”在被批斗时，仍要遭到种种折磨摧残。
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说到“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他为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耐力”，曾在阳台上练习“坐飞机”，其姿势也是如此。乡村的“坐飞机”，比城市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四类分子批斗过了，便开始批斗干部。于是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遭了殃。随着运动的深入，城市的斗争方式迅速普及到农村，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他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他也要“低头认罪”。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他稍一晃动，便要挨打。
四类分子、社队干部被斗过了，运动正值高潮，战斗正未有穷期，革命造反派岂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纷纷寻找批斗对象，以扩大战果，于是一些发过几句牢骚、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一件错事，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也遭了殃。
当时，我尚未到黄泥铺插队务农，一部分时间呆在学校，一部分时部呆在总铺家中。医院所在的街东街西两个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大会，生产队里开大会，可不是什么“诉苦把冤升”，而是在斗人。会场设在街边，靠墙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上放着两盏桅灯，“主席台”后面坐着运动积极分子，或造反派头目，社员呈半月形，在“主席台”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被批斗的人便被押了上来。不过这两个生产队还算文明，未对被批斗者捆绑打骂。
他们斗过了“牛鬼蛇神”、队干部，便开始斗普通社员。
社员芦某，30来岁，平时爱胡扯，在地里干活时，他与妇女开玩笑说：“我跟你讲讲话，心里都快活，我要是摸你一把，心里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被拉到会场批斗，罪状是“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见到女人就来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调戏侮辱妇女。”又有人说他“侮辱贫下中农”，因为那妇女是贫农成分。其实，生产队干农活时，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闹、妇女几人联手，把男人的裤子扒掉，乃是寻常事。芦某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当然不服，辩解道：“说我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这我承认，我听不懂嘛。说我侮辱贫下中农，没有道理，我家也是贫农成分!”批斗者便斥他狡辩，说他是“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芦某脸上有麻子，批斗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镜子”，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来革命派又画了一些漫画，贴在街边墙上，漫画上画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读状，芦某垂着头打呼噜，又画他见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芦某没脸见人。
社员陈某子女多，生活困难，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他贩卖了几趟鸡鸭，挣了点钱，给儿子治病，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罪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陈某申辩，说他卖鸡鸭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还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没收。批斗者说他：“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队里谁来搞生产?”陈某说：“我工分也没少挣，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批斗者又说他“搞投机倒把玩命，干队里的活磨佯工。”革委会成立后，陈某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管制劳动。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不像学生那么单纯，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高级社员”)，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乡村三十年》一书，在《动乱中的农村》一节中，对我家乡文革时期的农村，有如下记载：
长塘大队赵街小队赵得柱讲：“王崇仁在县里揭县委的盖子时还是小组长、积极分子，回到临淮就戴高帽子游街。姚弯大队的周为闲讲：”表叔从红心公社来，7个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插牌子，头皮都插烂掉了。”(《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66年9月23日)
官塘公社光华大队绑打了不少群众，有的遭到审讯逼供，有的被抄家封门，有的被迫外出“跑反”。陈西生产队贫下中农被绑打罚跪的有4户5人，抄家的2户，先后出外“跑反”的有8户11人，占总户数的60%。(工作情况《第十一期》，196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