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
140余年后，因为这条修正案的鼓励，一些年轻夫妇从中国内地出发，选择把腹中的生命诞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
他们希望用人力改变“天意”，让这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孩子，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便有机会享有美国的优质教育、福利与居住环境；与此同时，一个为之服务的赴美生子产业链也逐渐发展起来。在不乏“灰色”与投机的色彩下，中国父母和商家们各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但让人深思的是，在移民热的背景下，“赴美生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当现实让他们无可奈何时，他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制造“美国人”
在一些赴美生子的家庭眼中，这是一项“回报率比抢银行还高”的投资行动。他们希望尽自己所能来改变孩子的命运，让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便站在最优的“起跑线”上。
“我是济南人，也是美国人”，两岁半的聪聪已经学会了这样介绍自己。聪聪的母亲王静曾是一位妇产科医生，2007年末利用一张商务签证去了美国。这项耗时三个月、花费近20万的“投资”，回报给她的是一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儿子。
“当然，对于济南人和美国人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聪聪还不知道。”王静说。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由代办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们归纳的：成为美国人，能享受 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享受美国13年义务教育、进入美国大学学费节省上百万人民币、享有各项社会福利措施、住低价高品质的老人公寓，甚至在其他国家政局动荡时，即使航空封锁亦享有优先搭机离开的权利⋯⋯总之，“投资回报率简直比抢银行还高”。
186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论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受此“落地公民权”吸引，有业内人士统计，最近两年，每年约有四五百位中国大陆妈妈持旅行或商务签证赴美，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月子中心生下她们的美国孩子，婴儿满月后再带回国内抚养，完成她们的“生产之旅”。
条条理由选美国
“咔嚓”一声，2B铅笔的笔芯断了，可答题卡还没有涂满；作文在写最后一段，可是题目总是想修改，手忙脚乱中，教室铃声骤然响起——这是时常惊醒上海姑娘李琳的噩梦，那是高考的“苦难岁月”长久留下的“遗产”。如今已经30岁的李琳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做财务工作，尽管已经离开校园多年，却仍然摆脱不掉那些阴影：“我是被国内的教育制度折腾得死去活来了。”
三个星期前，她不经意间看到报纸上有到美国生子的服务信息，立刻决定要成为一名实践者。她详细列好了自己的计划：为不让公司知道，她准备以别的理由获得公司开具的在职证明，以申请签证；怀孕后，再托医院关系向公司获得至少三个月的病假许可，前往美国生产。
当然，这其中的可变因素仍然很多。 她担心家里的活动资金可能不够，“中介说的两万美金应该不够，得再存几个月钱准备三万美金才行”；她只去过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担心签证被拒；她还在苦苦寻觅性价比较高的月子中心，“毕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生孩子”。
不过，这些困难在“以留学生身份就读国内高校、以美国人身份进入美国知名大学”的诱惑下，似乎不值一提，“想到孩子可别走咱的老路，能让他轻松一点是一点，我就觉得这折腾得值。”
一切为了“孩子”，尤其是，当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将会成为家里老二的时候。
同样住在上海的陈馨本来从未想过“一胎制”有什么不妥。她受着“计划生育”的教育长大：小学课本上就讲，我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占有量却总是世界倒数；春节晚会，她也会看着“超生游击队”发笑。然而，当她知道第二个孩子已经孕育时，事情却不一样了。“如果没有一胎制的政策，我会希望有两个孩子，我很期盼两个孩子在家打闹嬉戏，长大后也能有个相互扶持。”她说。
陈馨试想过很多可能性。怀孕时得避开居委会的耳目，是担惊受怕地在家待产，还是躲回乡下老家去？生了之后要罚款，根据《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将按夫妻双方实际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反正要罚款，不如拿了这笔钱去国外生”，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老公很快做了决定，“既然国内不能要这个小孩，我们就把他（她）生到美国去。”
更好的教育、“合理合法”的二胎，是众多赴美生子妈妈们的首要考虑，而其他理由则不一而足。聪聪的妈妈王静，曾在国内一家大型医院妇产科工作。因为床位紧张，只有临近生产状态的孕妇才会被送到待产室， “反正脱光了，有时候给你盖床被单，有时这都没有。很多家属就在外面等着，就这么从人堆里推过去了，让我感觉挺没尊严的。”王静至今仍有心理阴影。
还有的准妈妈只是“灵机一动”，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国商务出差；或是赴美求学、培训交流。更有出人意料的理由——“可以逃离婆婆老人家的魔掌”。有妈妈在网上留言说，“免得老公在家‘里外不是人’，免得为婆婆一知半解的月子知识而吵架，让坐月子就像在作战一样”。
精英妈妈群
2007年末，怀孕七个多月的王静终于站在温暖的加州阳光下。从签证到飞行、再到入关，整个过程是严格按照中介的嘱咐进行的：确定怀孕后立刻预约面谈，避免签证官看出迹象；最晚临产两个月前动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还得提前）；入关时穿深色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挡：在真正踏上美国国土前，“生孩子”还是准妈妈们必须千方百计隐瞒的秘密。
一旦跨过这个难关，便有月子中心派来的专车在机场迎候，妈妈入住后甚至可能有个小小的欢迎会：“生孩子”又立刻变得天经地义、正大光明。
月子中心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矶地区最为集中。它最早专供移居美国的当地台湾人坐月子，后来才渐渐接待从台湾本土、从大陆来美国生孩子的妈妈们，提供食宿、交通、联系医院、等全套服务。
王静入住的，便是由一位四川人开办的、第一批成立的月子中心。每天早八点起床、晚十点睡觉，每周一三五产检，二四去附近语言学校上课。一周还有三次外出购物的美妙时光，日子舒适得“就像回到住在宿舍的大学时代一样”。
不过，她们的居住条件远非大学宿舍可比。王静所住的、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小套雅房，与另一位准妈妈共用客厅、阳台与厨房，每月租金是两万元人民币。如果是坐月子，还要加收一万八千元。
在国内，王静做的是外贸生意。未婚的她向签证官出示的资产包括，一套60平方的房子、一辆十二万的福特汽车、二十多万存款以及相同金额的年收入证明。
在那些去美国的内地妈妈中，王静的经济状况似乎只能算这个群体的“下限”。一些妈妈去奢侈品打折店，一次便刷掉六七万人民币；买的婴儿奶粉、衣服、家具，不得不租用集装箱运回国内；还有的妈妈，生完孩子出了医院，直接让司机拉到拉斯韦加斯，在赌场里一天就可以输掉几十万人民币，“有很多人真的非常有钱，很难想象”。
一家洛杉矶月子中心的老板And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些财力充实的妈妈们，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她们大多出生于1975至1985年间，“三成左右有出国或留学经历，二成英文流利”。
“大多是企业老板、外企主管、政商名流、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等等。”在国内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中介服务的赵玲玲表示，能够有意愿、有条件且能成行的父母，在广大的人口基数中，“还是少数富裕父母中的少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