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周前我去了趟冲绳，目睹了日本人是怎么对待垃圾的。图是我旅馆附近一家便利店门前的垃圾桶，它们可绝不是摆设。我亲眼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喝完一瓶软饮料，随手把包装纸撕掉，连同瓶盖一起扔进“可燃烧垃圾桶”，又把裸瓶扔进“可回收垃圾桶”，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就像排练了很多次一样。
日本人垃圾分类的意识着实让我惊讶，他们对待垃圾的态度从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开始了。比如饮料瓶，在老百姓看来都是塑料，但在废塑料回收行业看来，瓶体和瓶盖、包装纸是不同种类的塑料，价值也很不一样，所以生产商会把外包装设计成很容易撕掉，方便使用者把这3样东西分开放置，方便后端处理。
日本人的垃圾分类意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政府、企业和环境NGO们20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日本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有过一次垃圾焚烧厂导致的二噁英危机，由此开始强推垃圾分类。在中国，因为前段时间的“群体性事件”，媒体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垃圾焚烧上，其实这只是垃圾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而已，垃圾运输和填埋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更大。我上个月去调查了杭州的“垃圾清洁直运”，该项目的目的就是解决运输填埋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起码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项目做得挺好。
我一年来在《三联》上写过3篇关于垃圾问题的调查报告，深知垃圾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据我所知，不少中国城市都把垃圾处理定位为“公益事业”，刻意淡化（甚至拒绝）企业的参与。我采访过的北京和杭州都是这样，其结果就是花大钱建设现代化填埋场和垃圾分类设施，前者有可能做得很好，后者几乎全都失败了。北京小武基垃圾转运站花900万人民币从德国引进的一套垃圾“光分选设备”，据说每天能分拣出200吨塑料。可我下午1点钟去参观的时候这套机器已经停工了，因为没那么多高质量的垃圾“喂”这套设备。我敢打赌，目前这套设备的实际处理能力绝对达不到设计要求。
读到这里，“市场派”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垃圾问题应该让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要插手。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个做法同样不靠谱。没错，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拾荒者大军，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但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第一是工作条件极端恶劣，劳动者起码的卫生条件都无法保证。第二是他们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比如，如果允许拾荒者进入小区垃圾中转站的话，无一例外会把垃圾翻得到处都是。第三，拾荒者肯定只捡高附加值的垃圾，因此那些低附加值，同时往往也是对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垃圾就被忽视了。比如像利乐包这样的软饮料包装，因其本身含有一层塑料和一层铝膜，自然状态下很难分解，对环境很不友好。但也正因为这两种添加剂，使得利乐包的回收利用成本大大提高，一个利乐牛奶包装盒的回收成本只有降到2分钱回收厂才能盈利！这个价格对于拾荒者来说是很没有吸引力的，其结果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资金支持，利乐包回收几乎肯定要亏本，因此也就不会有人做了。
归根到底，问题就出在老百姓看待垃圾的态度上。中国人历来有节约的传统，所以牙膏皮和废报纸这类垃圾是不愁的。但这种把垃圾当宝贝的心态严重影响了垃圾回收行业，使得中国本地产生的垃圾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远高于进口垃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造纸厂和塑料加工厂都特喜欢“美废”的原因。所以我特别想扭转一下大家对待垃圾的态度：垃圾就是垃圾！在没有分类的情况下，垃圾的价值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搞垃圾回收市场化，其结果必然导致二次污染，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垃圾处理企业也想挣钱啊！！
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强行推行垃圾分类。只有当消费者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后，垃圾才能具有合理的价值，后续处理企业才能活得像个正常人。
接下来我想找机会去台湾和巴西考察一下他们的垃圾分类，原因在于这两个地方的经验比较值得我们借鉴。首先，因为中餐烹调方式的原因，中国的生活垃圾和欧美的很不一样，我想看看台湾是怎么做的。其次，巴西和中国一样有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他们的做法是由NGO带头，政府参股，在市郊建设人工垃圾分拣站，垃圾从传送带上过，拾荒人员站在两边捡，其效率要比分拣机器高多了。
巴西的做法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他们的垃圾分类政策属于“过渡型”，很适合中国国情。具体来说，他们只要求老百姓把垃圾分成“干”和“湿”两类，干垃圾随便扔，湿垃圾则要收费。干垃圾在过传送带的时候干净多了，方便拾荒者分拣。换句话说，这个“干湿法”把拾荒者的因素考虑了进来，这才是尊重现实的思路。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太过超前，很容易成为“面子工程”。
总之，垃圾问题不光是环境污染，还涉及到资源。21世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资源，最近的钓鱼岛危机其核心问题就是资源之争。中国和日本争了这么多年，如今再一次落在了人家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