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泪 作者 杨恒均
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在外面玩耍，与一个同龄的玩伴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稍占上风。我悄悄回到家里，没敢告诉父亲，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由远及近，不久就听到了叫骂声。我听出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个孩子的声音，心中暗暗叫苦。原来那家伙不服气，一路叫骂冲我家而来，手里还捏着一块砖头。他身后还跟着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的观众。那时孩子打架，哭闹叫骂是很普通的，通常不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是与我同龄的这个八岁孩子叫骂的内容吸引了大家。他没骂我，而在叫我父亲的名字，每叫一句还加上一句充满童稚的恶狠狠叫骂声：“某某某，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亲当时虽是管制对象，但还是学校校长，母亲是公社医院妇产科医生。父亲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父亲也听到了叫骂声，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朝外面瞅了一会，然后回头盯住衣衫不整的我，明白了。他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脸色阴沉沉的。这时门外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这架势，早已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边叫喊我父亲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来越侮辱性的形容词。我发现，最让父亲紧张的是“地主”、“大地主”。门外每传进这两个词，父亲紧紧握门把手的手都颤抖一下。
那天父亲一直没有开门出去。两个哥哥也在家，他们都是大孩子了，气得脸都紫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不知是那孩子骂累了，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劝走了，外面没有了声音。可是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是父亲害怕邻居听到而压得低低的呜呜的哭泣声。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孩子一样哭，我原来以为做父亲的是不会哭的。哭了一会，父亲抬起头来对两个哥哥说：“你们的弟弟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你们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人家今后打死你们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个小地主。街上每个人都能骂我们，我们要让着所有的人，知道吗……”
父亲说得很白。他说：“我们是地主，是贱民，就是你弟弟也没有和别的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权利。他还不懂，但你们今后得看住他。”父亲说了很久，而且都是对两个哥哥说的。其实父亲不必说那么久，当时我已完全懂事了。我只是无法完全控制孩子的天性，在外面玩耍时会不知不觉间和小朋友闹矛盾。父亲的哭声结束了我的童年时代。后来在整个小学，特别是在随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期间，我夹着尾巴做孩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悲惨时，有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要喊一声“地主崽子过来”，我就会收起一个孩子的心，乖乖地过去，甚至曾经被命令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
我没有任何反抗。就在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人大义凛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丢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父亲是老师，他知道这些事，更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世道。有段时间我一度误解父亲，认为他太软弱，但后来我理解了他。当时作为我们这类人，压根儿就没有软弱和勇敢之分，我们根本无法和整个强权对抗。要想幸存下去，要想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软弱和屈服。
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泣。后来我再也没有让他在我面前哭过，虽然我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童年和一个正常人的成长环境。
一张平反证 作者 陈华
尊敬的湘乡市委统战部领导：
我的父亲陈鹤尧，生于民国六年农历六月一十七日，现年90岁，住潭市镇西田村10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挺身而出，应征抗战入伍，上海淞沪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工兵第一团团长马崇六属下的一个营里任班长，多次参与对抗日寇作战。1941年，父亲在江西吉安国军军事学校毕业调查处军官总队13中队受训毕业。同年加入国民党组织，党证号：军競字22713。这年25岁，入党地点：吉安。军校毕业后，任第41补训处(处长唐光乔)第2团中尉连副。后调任部队番号为浙江兰嘉师管区(管区司令赵煜)第二团15连连长及兰嘉师管区上尉附员。
父亲奉令率连队从浙江撤退至江西时，途中多次与日寇遭遇作战，战斗异常惨烈。日寇前堵后追，父亲率连队与之巧妙周旋，从而基本上保住了这支国防部队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战终于到达集结目的地。民国36年，父亲在南岳第27军军官总队(总队长蒋伏生)第5大队退役，退役证号：除丙字007552。
退役回家后务农，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镇反运动时，由于民众对父亲口碑极好，才侥幸躲过了杀戮之劫。不久，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接受监督改造，捆绑批斗，劫难中留一条残命，至1984年才被摘帽。2007年5月18日父亲高血压中风几天后住进了东山医院，弥留之际，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认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中华民族，热血青年时期，与日寇浴血奋战，反而认为是“反革命”，这是极不公正的，死也不会瞑目。
弥留之日屈指可数，父亲特向统战部提出2点请求：
1、给自己的抗战历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为摘帽只是证明摘帽后不属于阶级敌人了，“摘帽”一词反而认为自己的抗日历史是属于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确的。父亲打的是日寇，没有与共产党放过一枪，何“反”之有？难道去当汉奸反而是革命者吗？2、生命垂危，正在抢救治疗，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医疗救助，哪怕是一分钱，也体现党和政府对一个抗战老兵的关怀。
1949年秋，国民党军事机构曾动员父亲随军撤退去台湾，父亲对新政权充满希望，毅然选择留在家乡。幸存的抗战老兵屈指可数，像父新这样的连长级以上的抗战老兵更是寥寥无几了，希望上级领导对父亲这样一个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权要求给予重视解决，再莫让他带着伤痕累累的遗憾进入另一个世界。
此致
敬礼
抗日老兵陈鹤尧的儿子陈华
2007年5月25日凌晨
于东山医院父亲病床旁
5月25日，星期五，我揣着这份信件报告早早来到湘乡市委统战部。早20年前我就来过这个地方，那是要求为父亲落实政策，同时享受生活补助待遇。当时他们的人答复我：陈鹤尧不是起义投诚军官，故无法得到什么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一个副部长看完报告后问：“你父亲的摘帽证呢？”我说根本就没有发下来过什么摘帽证，只是让人转话，对父亲说你以后不要去开斗争大会了，也不管制你们这些人了。我对副部长说：“当时那些极左干部们的心态是极不平衡的。一夜之间突然不能对这些五类分子捆打批斗了，不能当大人老子了，就是有摘帽证也不会发给他的！”副部长默然，隔一会儿突然说：“现在不是没被管制了吗，摘帽与平反不是一个意思吗！”我说：“摘帽与平反绝对不是一个意思。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正在病床上翘首盼望能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就去回复他老人家。”这时进来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长让她看了报告，女主任一锤定音，说：“上面没有明文规定，这事我们不能办！”
父亲17岁参军，军旅生涯12年，大部分时间从抗战中度过。他在东山医院住了8天7夜。有一晚他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对日夜守在病床边的我说，抗战开始时，他随部队调到河北，参加了沧州战役。那一仗打得很惨！正当我想详细询问沧州战役的情况时，他又昏迷了。由于病情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月11日19时45分，父亲与世长辞。关于父亲参加沧州战役的经过，我永无向他问明白之日了。
那时我还小，只记得好多时候，睡到半夜，许多拿着步枪和梭标的民兵就闯进我家住的低矮草棚，翻箱倒柜一阵后就喝令父亲跪下，然后拿一根带来的棕绳将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在家中唯一的一张方饭桌上扎篾条笼子，圆锥型的，三尺多高。父亲在上面糊上报纸，拿我书包里的毛笔写上“历史反革命陈鹤尧”，还在“陈鹤尧”三字上打个大×。自制的高帽子若不够高，斗争时会受额外的紧索和拶打，游行时还要遭受一些围观者的石击和唾骂。父亲怕人说他不老实，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赶在一旁，给那些成份好的孩子每人发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红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伏在土灶台上对着母亲和父亲伤心大哭。父亲无奈地抱住我，无声地抚摸着我的头，只有叹气。又过三年，勒令我回生产队出工，不准读书。
父亲年龄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队里放牛，上午照样出工干活。双抢和晚稻收割时节，就被安排去晒谷。队里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叫刘树仁，国军少尉排长，抗战时入伍，抗战胜利时退役。两人每天为队里翻晒几千斤稻谷。晒谷坪离保管室仓库有300米远，清早担出去翻晒，晚上手摇风车吹掉瘪谷，再担着一箩一箩塞进狭小的仓门里，通常要干到晚上9之后才能回家。然而队里给他俩计的工分是成人的5.5折。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剥削，无休止的肉体揪斗，两人养成逆来顺受的畸型人格。父亲60岁生日那天清早，去向政治指导员请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亲可能认为自己60岁生日也不准假，争辩了几句，政治指导员竟伸手去搧他的耳光。我正在不远处的秧田里插秧，冲上前去挡在中间，喝道：“他今天60岁生日，你打他，老子跟你拼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见识颇广，好读史书。从父亲口中，我知道了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错杀滥杀的许多真相。土改对地主婆女人的摧残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1942年，国军军长彭锷将军出资买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湾街口的瓦屋场房地。解放时，彭军长去了台湾，他的亲妹妹彭福来被划为地主。冷天里斗争她时，拿一个大桶盛满水，放入几条泥鳅，然后将她脱光身子，扔进桶里，让她去捉泥鳅。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享受着感官刺激的贫下中农们乐得哈哈大笑。父亲由于是中农成份，那时还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亲避过了那场侮辱和劫难。
发殡父亲那天，礼生在灵堂里读家奠文时，挨着我跪着的妻子小声说膝盖跪得生痛。我说忍忍吧，这么一会儿也说痛，想想父亲在挨批斗时，常常一跪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晚上，而且被捆绑着，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可父亲从没叫过一声痛。我说着，看着棺木前父亲的遗像，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对父亲特别憎恨，每次批斗发言后，总要怂恿骨干积极分子们去打父亲或紧一阵绳索。那时我多次问过父母，这个人为什么对父亲这般狠，是不是有过什么仇隙？父母怎么也不说出来，为的是怕我惹下大祸，真说出去了，父亲的命也难保了。早几年，在我不断追问下，父亲才向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年底，日寇占领宝庆(邵阳)后，又大规模进犯新化和安化县蓝田镇，国军73军官兵奉令开赴蓝田狙击日寇。1945年1月17日中午，一路日军来到今西田村九组的瓦曹门刘家。家中的猪牛全被鬼子、汉奸杀吃了。刘家的6岁孩童刘才方，戴着一个银项圈。一个鬼子从他项上取下项圈，随手扔给一个汉奸接住。这时刘才方的母亲认出其中一个青年汉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西全村三组杜家屋场人，叫张祝轩，小名满伢子。他见被人认了出来，就势说：“二婶子，请你告诉我堂客一声，我和×××还要出去好些时日。”21日夜，73军大部队与日伪军爆发潮音阁战斗。之后，汉奸随鬼子撤进县城湘莲镇。此后，张祝轩失踪了，×××却完好无损地活至今日，还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文革时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父亲1946年夏从部队退役回家，家乡当时正在大力抓捕和惩治汉奸。湘乡县国民政府将黄惠臻、龙连斌、陈罗生等汉奸公审枪决。潭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谢笏卿，乡长易坚衷，副乡长成炳南，见父亲退役回家，要求他协助乡政府抓抓惩治汉奸的工作或当当保长什么的。父亲是抗日军人，自然对汉奸十分憎恶，×××被父亲审问过多次，但他只承认被鬼子掳伕，痛哭流涕地倾诉受尽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乡像他这样的人有2000多个。他家有一件鬼子的军衣，他巧妙地躲过了父亲对这件军衣的盘诘。父亲见没抓到什么重要证据，就再没追究下去。
当初这些汉奸无恶不作，跟着鬼子烧杀掳掠，奸淫抢夺。1945年5月28日下午，日寇第二次进攻潭市时，18名鬼子成群地轮奸一个年青女子，有2个为日寇带队说湘乡土话的“二鬼子”参与了轮奸。国民政府花大力气缉捕这些人时，他们大都闻风潜逃了。可当解放时，这些人又跟着解放军大摇大摆回来跟着斗地主分田地了。一个穷字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成了大红大紫的贫下中农。父亲这些抗日军人，此时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跌入人生的谷底。
湘乡还出现过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华、蒋水生枪毙的事件。潘、蒋在抗战时杀过鬼子汉奸。这些被杀的汉奸，其子女亲属成了贫下中农，土改时便大肆报复，说潘、蒋杀他们的汉奸父亲是杀害贫下中农！甚至，大汉奸头子刘汉良被押至娄底被国民政府枪毙的事，也被他的大儿子在土改中提上议事日程，几乎被“昭雪”。父亲经常对我说，土改时，有不少汉奸、流氓地痞和无知积极分子充斥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湘乡的抗战历史几乎是被人倒着写的，真正的汉奸们反而大红大紫起来。
6月11日父亲去世。第二天，湘乡市黄埔军校同学会86岁的叶启福会长，代表湘乡黄埔军校同学会，专程赴潭市送了花圈。西全村一组的王国英老人前来吊唁，看到花圈上写的字，问我叶会长是否走了。他是一个投诚起义的少尉军官，说现在政府每月只发给他83元的生活费，少了，想问问这方面的政策。我将他请到一个避静处，恳求说：“王老，您对张祝轩满伢子和×××的历史相当熟悉，又都是不太远的左邻右舍，请您告诉我，×××究竟是不是汉奸？”我这一问，把王国英老人吓了一跳，他说这人还在，爷老子千万别惹出什么祸来。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去惹他，我也没本事惹他，我只请求您告诉我他是？还是不是！王国英老人这才说：“是顺民，他和张家满伢子是真正的顺民！”
顺民即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饭带路，跟着烧杀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发的制服，就是二鬼子。黄泥村的舒栋材老人赶来为父亲丧事当礼生，我不失时机地问了他关于顺民的事。他说，张祝轩满伢子这些人都是顺民，跟着日本人走，只是具体干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至死时还耿耿于怀，一定要当今政府为他平反才咽得下这口恶气。我多次劝慰父亲想开点，一纸平反证有什么用？还是少去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亲越发执拗了，在东山医院病床上，非让我凌晨写好报告不可。当我写好大声念给他听时，父亲眼里噙着泪花，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他对我们说：“是我连累了你们的前程几十年，但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去！”
至此我算是彻底领悟了死不瞑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父亲后面的话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我知道，他想在生前弄一张平反证，在他死后让我们告诉家乡人，他是无辜的。同时他也想告诉那些整他、欺侮过他的人，陈鹤尧不是孬种！
几十年来，我亲眼看到父亲痛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时期，许多人饿死了，成批成批地饿死，绝户绝代地饿死，潭市人饿到有几起吃人肉的程度。我和母亲差点在那场人祸灾难中饿死。我亲眼看着我的奶奶饿死。父亲当时正被赶在棋梓桥水库工地劳动改造，晚上他闻噩耗后请假赶回家，伏在奶奶遗体上哭得惊天动地。
第二次是1972年9月30日早上，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父亲为生产队放牛迟迟没回家吃早饭，我只好去找他。在一个山墈边上，父亲坐在那里失声痛哭，我走拢去一问才明白，原来清早在放牛时，远处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联合公报》，里面有中国宣布放弃接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的内容。父亲泪流满面地痛哭一阵后说：“我们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这些年，我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资料给父亲看。中日恢复邦交那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外相大平正芳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准备了4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主动提出要对在中国杀死的3500万人进行赔偿。9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请求接受这笔赔款时，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要甚么战争赔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国，我们早叫蒋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了。”过了两天，在接见时，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进行战争赔偿，毛泽东再三表示：当年日本人若不打到中国来，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毛泽东确实说了大实话。当年，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对方。电视剧《延安颂》显示，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区域时，中共领袖们是异常兴奋的。因此，无论日寇进攻哪一方，中国内部就会有一方幸灾乐祸。窝里斗的劣根性展现无遗，而在世人面前却要装出大义凛然的嘴脸。父亲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他无法去帮衬什么人的伟大战略构想，他只知道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地干，多杀日寇是他们的骄傲，所以父亲到死也弄不清自己杀鬼子为什么反而成为历史反革命，杀鬼子到底错在哪根神经上了。
在对待父亲这些人的抗战历史问题上，我似乎读懂了某些潜在法则。他们在抗日前线拼命杀敌，从某种意义说，是不是对那种伟大战略构想起了不利的作用？后来在对待汉奸的问题上，似乎就可看出某种端倪。
建国后30年来，阶级斗争越抓越严厉，甚至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过。在湖南道县，还对这些人实行全家毁灭屠杀，小到几岁的儿孙，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7000多人捆住赶入河中和大水库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干脆就在岸上被杀死。这种大屠杀和抓阶级斗争，有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对汉奸们不闻不问，从中央至地方，从没有过要对汉奸实行阶级斗争的一条。在对父亲的无休无止的批斗中，我家不远处的一个邻居刘云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如果不是在国民党部队，而是当了顺民，他的前途会好得多，你们这些子女的出路也会好得多！”我反驳他说，父亲虽然站错了队而成了反革命，连累了我们几代人，但总比当无耻汉奸的后代好得多。
父亲知道了邻居这话，十分生气。一天晚上，父亲在地坪边乘凉时对刘云林说：“我的这个连队在浙江往江西鹰潭的转移途中与鬼子遭遇拼刺刀，一个贵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肠子也流出来了。卫生兵为他包扎好抬上担架继续转移，鬼子在后面追。这个贵州兵为不给部队添负担，趁人不注意，在担架上拿出步枪顶住下颌，脚趾挑动扳机自杀。部队缺少医药，许多兵在这次转移中患疟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们来不知幸运多少倍。至少，今天我还活着。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还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讲，我到死也要讨个清白。”
父亲认为，日本政府愿意给你赔偿，你却宣布放弃接受，这是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表态放弃者毛泽东如果代表他个人，那么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应该为人民作主，宣布这种表态无效，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如果毛泽东者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杀死和伤害的人民进行代替赔偿。
父亲的这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铭心，将会伴随着走过我的一生。东山医院对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还从湘潭请来胸脑血管专家来会诊。父亲毕竟年迈，非医药所能救。我怕父亲死在医院里，只好将他接回老家潭市。每当从昏迷中醒来，父亲就只嚷这一句：“平反呢？给我平反呢！”到了6月9日，他的这种叫嚷更加强烈起来。我和哥哥姐姐都一筹莫展。我们拿什么去安慰父亲这颗受伤的心呢！我们十分清楚，父亲将会永远带着这种遗憾走向另一个世界。
那天我从湘乡市统战部出来赶回医院，父亲就迫切地追问关于平反的事。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他们要研究，我们听候通知。父亲越是迫切盼望，我就越苦恼。傍晚时分，我想找几十年的好友和我的写作老师王柏松谈谈。他看了我的报告后，摇了摇头说：“现在这些人呀，都抱着条条框框，半点自主也不敢作。就是平反，也不是一天二天能做好的。其实，人家都快死了，就是去骗一骗他也是好的。”王柏松这句话突然激发我一个念头：我们做儿女的，为什么不想办法安慰一下父亲的心呢，骗一骗他也是好的呀。
于是，6月10日下午，父亲病榻前悲壮的一幕发生了。既然是骗人，就要装得象。我们从20公里外的月山镇请来两个演花鼓戏的男演员，其中一个还扛着摄像机。我们承诺，只要演得不露馅，父亲信以为真了，报酬好说。
我使劲摇醒昏迷状态中的父亲：“爹爹，你看啊，统战部的人来看您老人家来了！”父亲终于被我摇醒。这也是一种半昏迷状态的醒，眼睛半睁半开，迷蒙无光。父亲的耳朵有些聋，我只好贴近他的耳朵大声地重述了一遍。父亲轻轻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我和哥哥把父亲的上身扶起一点，垫上被子，好让他聆听“统战部”领导说话。“统战部”的人说：“老人家，我是湘乡市委统战部部长×××，我代表湘乡市党和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我又贴近父亲耳朵边，大声地把“统战部部长”的话重述一遍。父亲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眼睛瞳孔里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统战部部长”挨坐在父亲的病床边上，双手握住父亲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说道：“老人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您紧握手中的枪，与日本鬼子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爱国情怀，我们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父亲耳朵边大声重述“统战部部长”的话，父亲突然“哇”的一声大哭，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般从他瘦瘪了的脸颊上滚落下来。父亲这一哭，哥哥和姐姐们都跟着大声哭起来，房间里一片呜呜的哭声。
“统战部长”继续说：“老人家，在极左错误路线时代，我们错误地对您实行监督管制，给您老人家的后半生造成了身心伤害，我们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并决定对您老人家实行平反，而不是摘帽。”父亲听完我大声转述的这些话，哇哇哭得更厉害。我也跟着哭起来。哭声震动整个房间。我们的哭声与父亲的哭声是大不相同的。父亲是感动的哭，他将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是一种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们骗了父亲，时局骗了父亲，历史骗了父亲！
我拿一条毛巾不时给父亲擦着眼泪，忽听得他嘴里在说些什么。我贴下耳朵，父亲嘴里在喃喃地说着话。我听懂了，大意是在问“平反证，平反证”。我们一家人和“统战部”的人面面相觑，这是我们疏忽了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战部部长”很是机敏，说道：“老人家，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平反，平反证很快就会发放下来，只是程序问题了。”看来，这场戏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轮值守护。第二天早上我从电话里得知，父亲晚上睡得较安稳，脸上绽着一丝笑意。但到下午6点多钟，哥哥与姐姐们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火速赶去潭市。
19时10分我赶到父亲身边。父亲在张着嘴喘粗气，已不能言语，眼睛在无神地瞪着，似乎在盼望什么。我贴在父亲耳边大声地呼唤着。他知道我赶回来了，微微地点了两下头，右手拇指和食指对我亮着一个“圆”。我以为是父亲想喝水。姐姐把水端来，他反而把嘴闭紧了。水拿开了，父亲嘴里一个劲地说着什么，姐姐说：“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证？”姐姐的话提醒了我，我知道父亲此刻的心情。此时如果有什么人能弄一个假平反证来，我们会不惜重金相买。没办法，我只好贴近父亲耳边大声说：“爹爹，平反证过几天就会发下来，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说到这，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19时45分，父亲永远地阖上了眼睛。一个抗日老兵就这样走了，永远走了。父亲走时似乎没有太大的遗憾，但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的遗憾和打击实在太大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却是一个命大的人，仅在淞沪抗战中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弹击中，留下瘸指小伤，并不影响扣动手枪的扳机。他戏谑自己，因为命苦反而命大。父亲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我只举一例，日寇侵占湘乡仅一年零二个月，杀死湘乡人民15216人，奸淫妇女1655人。当初如果没有像我父亲这样一些人在正面战场拼死御敌，节节抗击，日寇就可能提前几年侵略到湘乡，那么湘乡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杀害8万或10万。也许，今天那些坐在办公室的人的爷爷、奶奶或父母早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或奸淫了，根本不会有他们出生和坐在办公室里当官做老爷了。
我曾无数次地想：如果父亲当年参加的是八路军或新四军，今天父亲该是何等灿烂辉煌？我们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又会是怎样的腾达！但再想想，不都是在打鬼子吗？为什么到死还要如此残酷对待一个抗日老兵？我要大声地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父亲是一个抗战老兵，他是我们儿女永生的骄傲！
父亲的两次婚姻 作者 陈英贤
父亲陈忠钦，福建清流县余朋乡蛟坑村人。1947年，父亲长汀师范毕业后被县教育局委任为清流县梦溪中心小学校长。这是方圆五六十里唯一的一所公立学校。
土改时期，我家被划为地主。1951年春，父亲被集中到永安劳动教养。在此期间，我村的地主分子陆续被枪毙五六个，祖父也差一点被枪毙。当时枪毙人手续很简单，村公所提议，区公所批准，即可杀人。母亲因承受不了家庭成分带来的各种岐视和强迫劳动，在同村一个贫农未婚青年的离间挑拨下，与正劳教的父亲离了婚。
随后，母亲与那个贫农青年结婚。很快她就后悔离婚太草率了。当时外公外婆坚决不同意母亲和父亲离婚，多方劝阻，甚至提出断绝父女关系。母亲因此好几年不敢去娘家。
一年多以后，父亲劳动教养结束。母亲当初没想到父亲能这么快就回来。她亲自到父亲和祖母面前赔礼认错，表示若是父亲能重新接纳她，她愿立即离婚，与父亲复婚。父亲拒绝了她的要求。
1954年，经人介绍，父亲和我现在的继母陈银娥结婚。继母原嫁芹溪村，结婚多年未生育，男方疑其不能生育，要求离婚。当时介绍人就对祖母、父亲声明：陈银娥可能不会生育，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后责怪、后悔。
父亲认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况身边已有一个儿子，即便不生育也无所谓。继母是穷苦家庭出身，虽然身材瘦小，但身体结实，吃苦耐劳。她虽没读过书，但精灵贤慧，通情达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全家老少因此相处和睦。
祖父是乡里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儿科和妇科。继母到我家后，经过祖父几个月的调治，身体渐渐转入正常，没多久就怀孕了。此后相继生了三女二男。
1955年，继母的前夫控告父亲挑拨婚姻。厄运再一次降临在父亲身上。那天晚上，我们家正吃晚饭，村道上连连响起敲锣声，通知村民晚上要开斗争大会。
不一会儿，我家门口出现了两个背着步枪的民兵，通知父亲立即去开大会。父亲请求吃完饭再去，来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两个民兵一前一后押送下前往会场接受斗争。父亲被斗了一夜，关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芜区公所。父亲含冤受屈被判三年徒刑。
事实上，继母是与前夫离婚很久才由熟人介绍与父亲结婚的。可是人家是贫农，父亲是地主，一告就赢。
1958年5月，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劳改期间，父亲自学一些医疗知识，当上了劳改场的卫生员。获释的第二年，蛟坑流行麻疹，大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就调他到大队保健站，负责全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后又调往余朋公社卫生院和东坑保健站共工作。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农民百姓格外关爱，深得广大群众的赞誉。
文革开始，阶级斗争的矛头再次指向父亲。1967年5月，父亲被开除公职，回蛟坑种田，接受改造。东坑群众得知父亲要离职，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父亲留职，但无济于事。
1968年夏，父亲被公社拘捕关押，拟定次日召开大会批斗他。当晚，父亲从关押的房间破窗逃出。1971年春，隐藏地点被发现，父亲被抓捕，再陷囹圄。父亲只是畏惧残酷批斗才出逃的，出逃期间也未干任何坏事，县执法部门无法定罪，一直无限期拘留他，直到1974年才无罪释放回家。
1981年父亲恢复公职，重回余朋卫生院工作。1984年2月下旬在县城开会时，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辞世，年仅58岁。
父亲王药雨 作者 王誉虎
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父亲无论何时都注重仪表，中式上衣配西裤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颇有绅士风度。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内和小朋友玩弹球，父亲腋下夹着一卷草黄色宣纸向我走来，说道：“虎儿，快回家帮我做点事！”回到家中，父亲把宣纸摊在桌上，备好笔墨，吩咐说：“替你老爸写份大字报。”父亲书法极好，一手飘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已为什么不写？我有些纳闷儿。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背景。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到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